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法官再次成了舆论焦点。
2月26日晚，北京昌平法院女法官马彩云在自家单元楼下被枪杀，凶手是她经手的一桩离婚后财产纠纷案的原告。这名凶手与同伴在犯下另外两起枪击案后，在车内自杀。马彩云遇害案在法官群体中引起的轰动，不啻于2015年湖北十堰法官被刺案。
几天后，陕西高院法官离职的报道见诸各大网站。这位博士法官离职前，每个月工资不足5000元，家里母亲却罹患癌症。时值两会开幕期间，基层法官问题再次成为代表委员的关注重点。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的9个提案中，有一个便是提高法官的待遇问题。
2015年，一位北京高院法官对全国2660名法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报告显示，57.37%的被调查者认真考虑过想要离开法院，目前着手进行离职准备的有9.81%，而从没有想过离开法院的法官仅占5.53%。在法官辞职的理由之中，排名前四的分别是福利待遇低，职业风险高、责任大，审判压力大，晋升空间狭小。
基层法院人员流失已经不是新闻了。在2015年，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至少有8个省出现了法院岗位无人报名或人数不够而取消考试的情况。而据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黄斌的调查研究，在全国8个省市的法院流失人员中，其中年轻的审判业务骨干是流失的主要对象，比如北京市法院近年来流失的人员中，有88%来自一线审判执行业务部门。
在马彩云法官遇害案后7天，凤凰网联系采访了全国8个省的11名基层法官，他们之中已有6人离开了法院，如今仍在职的5人中，只有2人明确表示“暂时不会离开”，一位是从业24年的老法官，一位是去年刚入行的新人。
跟踪、刀、燃烧瓶
“马法官被杀为什么引起法官群体这么大的反应，因为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兔死兔悲’吧。这种事随时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一位北京的基层法官说。他有同事曾去派出法庭审案，因为安检条件不够，自己就买了一件防弹衣。
在马彩云案之前，法官遇袭事件就已发生过多起。2009年2月25日，辽宁营口一名女法官被一起征地补偿纠纷案的当事人拦下，在拒绝其改判的要求后，被连刺十几刀。2010年6月，湖南永州一男子在法院办公区内持枪扫射，造成3名法官当场死亡。同月，广西梧州市一男子在法院强制执行案件时，对执法干警和法官泼硫酸，该院院长受重伤。2015年9月，湖北十堰4名法官遇刺，原因同样是因为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不满。
在直接面对矛盾第一线的基层法院，被当事人骂、打、撕毁法律文书，似乎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师傅说，如果一个民庭法官没有被当事人骂过、打过，那都不是一个好的民庭法官。”多名接受采访的法官说，他们都曾被当事人或其家属跟踪过。“有次我去接我孩子放学，我工作很忙，这是很不容易的，结果我一个案子的当事人跟过来了，说，你孩子在这上学啊，我的案子你看要怎么判？”
大多数情况下，安检能够将潜在的危险排除，比如拐杖里藏刀。在网络社区“知乎”上，曾有一位法官晒出了法院安检查出的各类违禁品，除了各式各样的刀具，还有一瓶伪装成矿泉水的汽油。
然而安检并非是万无一失的。一位江苏的离职法官说，曾有一位70多岁的老上访户，问题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得到解决，但因为钱用完了，又来起诉，被法院驳回了。他用报纸将刀裹起来放在法院的铁栅栏外，自己通过安检后，把刀从栅栏外拿了进来。“拿着刀就要砍法官，但那次法官不在，他就把宣传栏上的照片给砍了。结果领导开会说，你们法官审判要注重技巧。我们法官判案面临这么大的危险，领导还这样说，真是让人心寒。”除却日渐繁重的工作压力，基层法官的职业风险也未得到过解决。“我们有个同事辞职，辞职报告里写’我还想多活几年。’”
一位河南的离职法官曾遇到过一个艾滋病人，他的兄弟在20年前被执行死刑，“现在向法院要遗体。他会咬人的。”在十年的法官生涯中，他还有次被当地老百姓围攻过十个小时。
相较于在院内审案的同事，一位已经离职的北京基层法官觉得，执行庭遇到的极端事更多。他曾经好几次去执行拆迁的案子，对补偿条件不满的人们会采取各种极端手段，有锁在屋里割脉的，也有拿着刀出来要和法官拼命的。有一个拆迁户在自家房子的围墙上放满了燃烧瓶，站在房顶上开始往自己身上倒汽油，并点燃了打火机。他和同行的法警们不得不暂时撤退。最后这房子还是拆了。
“老娘舅”
“（我）从来没有感受到法院的威严，一直在充当老娘舅角色，还要担心被当事人投诉信访。”在基层法院工作7年后，一位浙江法官选择转行当了律师。
在接受采访的基层法官中，这种毫无尊严的憋屈感普遍存在着。江苏一位基层法官也有同样的感觉，而让他倍感心累的只是一桩普通的离婚案。“男的要离，证据比较充足，什么开房记录都有，女的不想离。判决下来后，她也不上诉，就是闹。砸了法院的花盆，指着我桌上儿子的照片威胁我。我觉得很委屈，我按照国家规定来判决，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压力。然后法警把她拉出去，她就开始喊：’法院打人啦！’领导当然知道她在闹，还让我去做好安抚工作。我觉得很憋屈。”
中国正在经历转型期，社会矛盾激化，大量矛盾最终集中到了基层法院。“网络上充满了暴力和戾气。”上述法官说：“但法官的地位不是靠员额制改革就能改变的。”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曾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称：“08奥运开始，中国社会转型阵痛加剧，传统的政治动员、意识形态规训成递衰之势，官方越来越依赖强力和金钱维稳。老百姓借由司法渠道维权基本失灵，而遁入信访不信法的怪圈。与之同时，司法不能自守本分，自媒体时代对司法贪腐的放大效应，使得司法公信力一落千丈。司法人员的参差不齐，素质不尽如人意更是授以社会抨击的口实。”
信访牵扯了基层法官的部分时间与精力，让他们无法完全专注于审判工作。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几乎每个基层法官都在抱怨信访带来的工作量和压力。“基层法官其实还有不少精力都花在了应付信访的事情上。如果他去了那些重点部门，首先你得把人接回来。如果他只是四处寄材料，那上头把这个材料转下来，你就需要对已经处理的案子写一个报告，写我为什么这么判，写他信访的理由为什么没有道理，有什么困难导致他这样做。很头疼的。而且信访还作为一度还作为考核标准。”前述北京离职法官称。
“院里一位老法官就告诉我，多做不如少做，少做不如不做。”另一位江苏的法官说，他有很多朋友在上海当法官，上海搞司法改革，会把法官的联系方式发给每个当事人。当事人来电话必须接，如果不接，他们就会投诉审案的法官。
据一位曾在四川某基层法院工作的人士称，并非每个信访案件都有足够的理由。“我接触过一个拆迁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对拆迁补偿不满，所有行政程序都走过了，但她不服，常年在政府、公安、法院之间上访。刚开始要求增加自己的赔偿，后来要增加全家人的赔偿，要把她姐姐拉在一起，还要求给她的子女孙辈解决社保问题，要求非常不合理。基本上一周可以看到她两三回，拿着水杯，旁若无人，她在这儿，（我们）就根本无法工作了。”
除却信访带来的压力，有些基层法官表示，审案时还会受到上级的干预。前述河南离职法官称，曾经有法官因为正在审理的案件受到上层施压，不堪压力而跳楼自杀，“上面批示要查办，还成立了专案组，据说当事人跟上面领导是老乡。”
“出来不后悔”
“有时候开完庭，我会问那些律师，如果我把我的位子给你，你愿意跟我换吗？结果那些律师，从25岁到50岁，没一个愿意的。”一位即将离职的法官说。他在去年提交了辞职报告，今年终于走完了冗长的程序。
在凤凰网采访的11名基层法官中，辞职和准备辞职的基本上为工作5年以上的年轻法官，有些人还曾获得三等功，判决的案件被选入示范案例。大家离开体制的原因大同小异：事多、钱少、责任重、看不到上升的希望。
虽然不同的法庭案件数量不同，但法官们普遍认为，这几年案件数量呈现“爆炸性增长”。一位在民庭工作的江苏基层法官称，自己每年案子数量从200多一下涨到将近500件，收入却从当年的11万降到6万左右，“收入砍了一半。我才30出头，头上就已经开始秃顶了。”妻子在医院生产时，他连假都请不了，只能在庭审结束后匆匆赶往医院。
而一位在行政庭工作的北京法官称，其年结案量从60、70件增长到200多件。“尤其是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一个月处理了28个案子，基本上一天出一个判决，每晚都要加班到10点，一个晚上就能抽掉一包烟。工作已经成为我全部的生活了。”开完庭后需双方对判决确认签字，但劝当事人签字的时间，有时比开庭审理的时间还长。
还有人曾经历过通宵达旦。“我们执行庭的加班是晚上出去抓人，抓那种白天不在家的老赖。有次我们晚上出去了，抓了一圈，没抓回来。然后到晚上十点，大家就说下班吧。我刚从院里出去，等公交车呢，内蒙古口岸边防武警给我打电话，说抓住一个老赖，他要出境。我就马上又回院里，跟领导汇报。领导说去，抓人。法警队马上派了一个车，三个法警，我们就连夜开车到内蒙。600多公里，去口岸抓一个人回来。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到的。”
与繁重的工作相对的，收入却难以让人满意。在凤凰网采访的11名基层法官中，即使是在北上广此类经济发达地区，一名法官一年的收入也没有超过10万。上述北京基层法官在2012年转正后的月工资是2700元，2014年涨到5000元左右。单位分房的福利早已不能指望，法院给年轻员工提供了公租房，一居室月租为2700元，两居室月租为4500元，租金就会占去收入的大部分。
在东部省份江苏，即便是副庭长，月收入也不过5000多一点，而当地房价为每平米1-2万，“这还不是市中心的房子。”而在四川，曾有一位庭长对属下称，自己工龄20年，月工资不过四千多元。
“以后社保并轨，法院对年轻人就更没有吸引力了，看到离职的同事们赚的钱更多，肯定还要走的。现在案子这么多，留下来的人工作压力会更大，这就变成恶性循环了。”
对于年轻法官而言，近年来开始施行的员额制改革让他们颇有疑虑。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提出要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同年7月，作为首轮司法改革试点的上海公布方案，将法官额度限定为 33%。
“大学刚毕业的，进入员额内几乎没有可能。但你第一次进不了，以后想进员额就更难了。发展空间就有局限了。”一位安徽的老法官说。
这样的担心在年轻法官群体中极为普遍。“你进入法院后，要两到三年做书记员或法官助理，才能够成为审案子的法官。大家都是从那个阶段熬过来的。好不容易熬过来了，要成为自己审案件的法官了，结果一搞员额制，你如果进不了员额的话，那么又成为法官助理了。”
上海一名基层法官称，此次上海员额制改革为年轻人留下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名额。“我有很多同学在杭州的法检，上海比杭州要公平得多，留给年轻人的机会也更多。杭州的话，基本上得在老员工退掉之后才有名额。司法改革之后，据说最少也要七年才能从法官助理转成法官，我觉得时间是漫长的，但是也是一种积累吧。”
即便是有把握能够进入员额的法官，依旧会有人对未来不太满意。“我虽已是中层副职，可能很快就会提到正职，我可能余生就默默无闻地办案子，我不喜欢一眼望到老的生活。”离职的浙江法官称。
有法官认为，从2014年开始的法官离职潮，或许还跟2009年的扩招有关。以北京为例，2009年与2010年进行了大规模扩招，分别招收了637和 746人。而以往每年入职的不过两三百人。由于法官有5年服务期，一些年轻法官会在干满5年后考虑离开法院，另谋他职。遂从2014年起，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地区，开始出现基层法院法官大量辞职的现象。2015年，北京西城区法院甚至出台规定，对法官辞职设限，并要求部分法官延长服务期。
“据我了解，越往中西部省份，法官离职人数越少。只有东部沿海这些地方，离职人员比较多，因为经济发达，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出来随便一个工作，都可以挣到在法院的钱。”
“那你从法院出来，后悔过吗？”
“不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