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博弈问责制：副总理记大过被撤销(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专题：南海告急？美明确对华强硬 1979年11月25日，中国石油工业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移井位拖航作业途中翻沉，船上人员除2人获救外，其余72人全部遇难。1980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与中国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追究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马骥祥的刑事责任，解除石油部长宋振明的职务，对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给予记大过处分。1982年，国务院以“渤海二号的船体设计，本身也存在严重缺陷”为由，决定撤销对康世恩记大过的处分。此后，尽管中国安全生产事故再惨、死人再多，也无副总理被问责。本文摘自石油观察网。 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康世恩（1915-1995） 1979年11月24日晚，天气预报称华北地区及渤海湾有大风。 顶风拖移船翻人亡 天寒、风高、月黑。当年的石油工业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平台(船)，却奉命顶风破浪，继续实施——拖航作业(钻井平台移动)，结果，因船上通风筒被打断，涌进大量海水，向左侧倾斜翻沉。 隆冬季节，凌晨时分，上演了“冰海沉船”的惨剧：船上74名员工除2人获救外，其余72人全部遇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735万元人民币。 “渤海二号”倾覆第三天，海洋石油勘探局就以“突遇10-11级特大风浪，不可抗拒”的口径，写出书面报告。1980年1月19日，石油工业部前部长宋振明，又把原报告中提出的“相当于10级以上的风力”改为“11级”。 宋还亲自签发报告，要求国务院命名“渤海二号”钻井船队为“英雄钻井船队”，追认72名遇难者为烈士。海洋石油勘探局准备敲锣打鼓，披红挂彩，部领导还要求记者撰写《渤海忠魂》的新闻稿。 但许多死难者家属很不满意，他们说：“我们的烈士当得太窝囊了!”“什么渤海‘忠魂’，其实是‘冤魂’!”“我们这里老是‘事故出英雄’。”鉴于家属不断上访，消息渐渐传递到中央高层，事态发生变化。 事故起因令人扼腕 据相关史料记载，“渤海二号”是1973年从日本购买引进的一艘自升式钻井平冶，由沉垫(舱)、平台、桩脚三大部分组成，为大型特殊非机动船，用于海洋石油钻井作业，俗称钻井平台。 该工作平台有4根大型桩柱，总高72米、钻井架高43米、工作平台上还有一个21平方米的直升飞机坪，总重为54吨。当钻井平台开展钻探作业时，沉垫舱会加水、加载，缓慢沉入海底，以便固定船身。 但当工作平台需迁往新井位时，即应卸载，使全船的可变载荷减到最少。同时还要下降工作平台，提升沉垫，使沉垫舱与工作平台贴紧。与此同时，各桩脚也需安放楔块固定，最后由拖船拖航。 按照高纬度海上钻井平台的作业规范，“渤海二号”应实施“夏季作业、冬季检修”，但鉴于当时石油供应严重匮乏，石油工业部领导于是要求下属发扬大庆精神，连续作战，冬季不能“闲着”。 海洋石油勘探局也曾提出书面报告说：“渤海二号”不抗冰，新井位水深不达标，““渤海二号”不宜(拖航)就位”。可惜，石油部领导未能采纳海洋石油勘探局的这一建议。 恰在此时，“渤海二号”发现钻井平台的桩柱沉垫舱内潜水泵坏了，导致“渤海二号”无法对钻井平台进行有效的排水卸载。为保证拖航安全，“渤海二号”钻井队长刘学(遇难)，曾三次从海上打电报给海洋石油勘探局，要求上级派船送来新的潜水泵，以便给“渤海二号”卸载；要求派潜水员帮助，以便打捞估计已掉入沉垫舱内的潜水泵；要求派出三条拖轮，同时拖航，以提高钻井平台在冬季移动的稳定性，加快航速…… 但这些意见，均被相关领导和专家否定了。 由于未能卸掉钻井船上的水压载荷，未能打捞坏掉的潜水泵，使得“渤海二号”的钻井平台与支柱舱之间，不得不保留了一米的巨大间隙，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拖航作业的稳定性要求。 而令人震惊的是事发当晚(24日)，海洋石油勘探局领导已经得知，天津、河北、山东三个气象台同时发布了大风警报，但该局领导仍要求“渤海二号”按原方案进行降船(降低水位)拖航。 此外，事故发生后，除刘学队长曾经命令一些人去穿救生衣，打开救生筏和“找些方木以防万一”外，船上多数员工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有人甚至连如何穿救生衣、打开救生筏都不会，因为他们平日从未受过类似训练。 “渤海二号”从沉垫舱进水、船身倾斜直至最后倾覆，经过了一段时间，但“渤海二号”上配备的救生艇、救生筏均未投放入海，船员未能展开自救。这一方面是当时的员工仍在设法拼命挽救国家财产，也是因为员工们平时缺乏事故训练。 事发当晚，“渤海二号”由828号拖轮负责拖弋。在“渤海二号”即将下沉之际，在一片“快救人”的混乱嘈杂声中，828号拖轮的船长，竟忘记按照航海规章，立即发出SOS的国际求援信号和测定沉船船位，迟迟未能报出沉船的准确位置。 828号拖轮的船长在事后回答为什么不去抢救时说，“当时被吓傻了”，而距“渤海二号”只有3海里的大庆9号油轮，只需20～30分钟就能赶到现场抢救。 另一个事实是：海洋石油勘探局在收到“渤海二号”紧急呼救信号后，第一条抢救船在40分钟后才起航，到现场时已耗时7个多小时。抢救指挥船又因准备衣物、药品、医护人员等，延缓了出海时间。 等到准备起航，这艘高速指挥船偏又发生故障，直至事故发生3个小时后，才起锚离岸。而此时此刻，落水的员工在冰冷的海浪里一个个被淹死、冻死了。 高层闻讯深感震怒 随着联合调查组的深入查访，“渤海二号”沉船的相关内幕，渐渐被中央获悉。 1980年5月，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薄一波在与全国总工会和《工人日报》领导的一次谈话中说：我经常看《工人日报》，(但)你们总是跟着国家经委(今天国家发改委的前身)跑，很少看到你们反映工人权利、反映工人意见的报道…… 薄一波还表示，“渤海二号”沉没，死了72个工人，报纸应该登，按宪法办事。没人出来讲公道话，官官相护不好，长期这样，正气就没有了。 6月1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听取劳动保护情况汇报时说：我对《工人日报》有意见，就只跟着经委走，没有反映工人思想问题，没有讲工人的安全问题，这样的《工人日报》，我就不要看。 6月20日，万里在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又一次公开提到了当时尚处于保密阶段的“渤海二号”事故，他说，《工人日报》应该为工人说话，包括批评厂领导、部领导、国务院领导的官僚主义。如果你们掩盖这一类问题，掩盖我们生产中发生的矛盾，不代表工人讲话，那就不要干这个记者工作，因为你不代表工人讲话。做记者，不要怕得罪哪一级领导。代表工人讲话，才会使工人感到你像工人的报纸。 在这种背景下，工人日报社和人民日报社，先后组织了阵容强大的报道组、评论组和领导小组，至7月22日，中央主流媒体终于把沉船事故披露了出来，随后几天，中央报刊又把批评的矛头——直接对准了石油部。 消息发布，舆论哗然。同年8月21日，中央书记处与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渤海二号”沉船事故责任人的处分问题。 在讨论中，谷牧表示“石油部有功，有成绩，但有傲气，老虎屁股摸不得!”万里插话说：“老虎屁股要摸，大象屁股要摸，狮子屁股也要摸。” 会议最后做出决定，追究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马骥祥的刑事责任，解除石油工业部部长宋振明的职务，对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给予记大过处分。配合公开披露这一处分决定，8月下旬，《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深刻的教训》。 《人民日报》的社论回顾说：自1975年以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发生了各类大小事故1042起，死亡职工33人，他们仍然无动于衷，终于发生了这次悲惨的事故”。 社论指出：石油部的领导组织的大庆会战，十分成功。但“功劳再大，也不能成为骄傲的资本”。 社论总结说：“渤海二号事故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教训，就是骄傲不得。”因为领导人一骄傲，“‘一言堂’就出来了，唯心论、形而上学的东西就多起来了”，这样一来，领导对于专家的意见就听不进去了，对于客观规律也不大愿意尊重了，结果就是使“经济建设遭到挫折”。 新闻史家认为，关于“渤海二号”事件的报道，实现了批评报道，特别是突发事件新闻传播的一大突破：它突破了对重大事故(包括责任事故)和重大决策错误不公开报道的做法。国务院为此在《关于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一切重大事故均应及时、如实报道，不得隐瞒和歪曲。这为后来新闻传媒及时如实报道重大事故开辟了道路。 “记大过处分”被撤销了 沉船事故发生、官员被问责处分后，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建议：应将“渤海二号”打捞上岸，以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做详细分析。 1981年，交通部烟台海难救助打捞局，把“渤海二号”切割成10大块捞出。随后，原六机部702研究所、上海交大、中国船舶科研中心等单位，对该船翻沉进行了实物科学技术鉴定。专家据此证实：“渤海二号”的船体设计，本身也存在严重缺陷。 其一，“渤海二号”是日本的二手货，原名“富士丸”，由于设计不够合理，在日本就出过事故。 其二，这艘海上平台在诞生时，世界上还没有制订出相应的科学规范，譬如这艘船的通风口设计，位置太低、距水面太近，一旦遭遇大风浪，通风口可能变为“入水口”。 其三，最要命的是，“渤海二号”的底层设计，竟然是通舱。底舱之间，没有设计密封门，导致一舱进水，就会“水淹全军”。 但鉴于1973年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期间，当时国家只批给那么多的外汇(折合为3,700万人民币)，按照“少花钱、多办事”的传统，石油工业部只能选购买得起的二手货。 有鉴于此，1982年6月1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撤销对康世恩同志记大过的处分。” 处分撤销后，康世恩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在组织上找到他谈话后，他又坦然重回石油部兼任部长。有文章披露，此后，他抱病工作，两年时间，扭转了石油产量持续下降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一个细节是：1988年8月的一个晚上，康世恩恰好到同住在一个大院的余秋里(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家，儿子康卫平在家看电视。在专题节目《历史上的今天》里，播音员再次播发了当时对“渤海二号”事故的处理决定，还点了康世恩的名。 康卫平急忙拨通了余秋里的电话，余当即打电话找时任广电部部长的艾知生。次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打电话给广电部过问此事，艾知生立即给康世恩打电话、写信表示道歉，对此，康世恩表示谅解。 其后多年，关于渤海二号和康世恩的故事广为流传，被认为是高层启动问责的一个经典案例，也有评价认为，康世恩和石油部当时受到处分是有道理的，而撤销处分也是有道理的。 This article is automatically posted by WP-AutoPost PluginSource URL: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15/08/20/3797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