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29日接见来访的越共总书记特使、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君，这是习近平春节后的首场外事活动，也是越共自十二大召开后首次派出代表访问中国。习近平在会见中特别强调，中越两党总书记互派特使，就党内和国内重要情况相互通报和致贺，是两党重要传统，“此次越共十二大召开后，我们两党延续并发展了这一友好传统，对增进两党两国政治互信具有重要意义。”
考虑到越共十二大闭幕第二天，中方即派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访问越南，时隔一个月，黄平君对中国的访问既是一次遵循传统的例行访问，也可视作对宋涛访越的回访。但是，此刻中越两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决定了习近平与黄平君的这次会见，不可能只是例行公事这么简单。
“特使外交”是九十年代中越和解之后，中越两党之间建立起来的特殊外交方式，历史上，双方均有多位重要人物曾借助这一渠道实现互访，黄岩岛争执爆发后，中越关系一度降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也正是时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黎鸿英作为阮富仲特使对中国的访问，成为两国改善关系的先声。2015年11月，习近平访问越南期间，“互派特使”被正式写入了《中越联合声明》，由此确认了两党“特使外交”对于两国促进关系的重要作用。
以黎鸿英特使的访问为开端，最近一年多以来中越关系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但是，越共十二大闭幕后的一个月里，越南方面异动频频。2月17日，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史无前例地前往拜祭了中越战争阵亡士兵，2月24日，越南教育部副部长阮荣显又公开表示，将在教科书中增添1979年中越战争、西沙海战、南沙海战等内容，不仅针对中国之意昭然若揭，并且事实上也已经公开违反了1990年双方关系解冻时“淡化边界战争，官方不进行高调宣传与祭拜活动”的约定。与此同时，越共十二大提出的《政治报告（草案）》还首次增加了“保卫祖国、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章节。在越南各大媒体上，“保卫东海（中国称南海）”、“反对中国在东海的行为”等标题更是层出不穷。
越共总书记特使访华，引人注目
不难理解越南作出这一系列针对中国举动的现实原因：在国际经济环境遭遇寒潮、越南改革进程举步维艰，越共又身处“信仰危机”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对任何政治势力而言都是一贴灵丹妙药。尽管近期在南海升级的摩擦态势中唱主角的更多是中国与美国，但越南作为当事国，利用南海紧张态势煽动国内民族情绪并不难。唯一的问题在于，对于本就根基薄弱的中越关系而言，如此之多的“小动作”已经足以伤害北京对越南领导层的信任。
越南当然不愿承担与中国交恶的风险，事实上，越共领导人目前要做的是将这些“小动作”可能带来的后果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对于传统上政治立场趋于保守的阮富仲而言更是如此。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展和美国“亚太再平衡”策略的确定，夹在其间的东南亚国家大多形成了以平衡中美为主要内容的外交策略，越南正是其中典型。在由黄平君转达的口信当中，阮富仲一再强调中越两国“有很多相同的根本利益”，“发展友好关系既是历史责任，也是客观需要”，显然意在“求和”。
作为同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近邻，中越关系却因种种地缘和历史的因素而多有摩擦，并且这种摩擦在近期再次出现了升级的趋势。已有许多分析文章指出，越南领导层并不存在纯粹的“亲华”与“亲美”的分界，而阮富仲确定留任后的表现已经开始说明，未来类似的“小动作”很有可能仍不会少。
“特使外交”这种主要以党际外交形式实现的沟通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为两国正式外交提供润滑的作用，而在中越关系势必将因越南的摇摆以及南海局势的紧张而经受一定考验的现在，这一特殊的外交传统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确定的是，新阮富仲时代，中越关系不太可能发生大的波折，小处摩擦、大体平稳，仍将是未来几年中越关系的“新常态”。也因此，在国内将中国树为假想敌的同时，又祭出“特使外交”这一法宝，就成了阮富仲顺理成章的最佳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