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同是两万字左右的政府工作报告，去年收获52次掌声，而今年是44次。
李克强内阁在过去的一年内过得相当艰难。中共承诺的“两个一百年”政治承诺，因为25年来最低的经济增长数据，而蒙上一层又一层阴影，使得中共高层倍感压力。
李克强在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用喑哑的声音事无巨细地开列了一系列至为重要的数据。对2015年乃至“十二五”的成绩总结背后，他都不忘提示这是在相当困难的背景下取得的，“来之不易”。
同时，李克强坦诚，“经济工作遇到不少两难甚至多难问题，需要远近结合，趋利避害，有效应对”：2015年的进出口总额预期增长目标未能实现，甚至出现下降；投资增长乏力，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金融等领域存在风险隐患；特别令人痛心的是，去年发生了“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和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等事故，教训极其深刻……
李克强在2016年两会上作政治报告，强调2015年乃至“十二五”的成绩“来之不易”
为这些本可避免或者不可避免的“内忧外患”，他虽然不是在承认决策以及实施环节出现问题，但还是自我检讨了内阁的工作不力。
尽管李克强信誓旦旦地做出了今年要完成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类似承诺。然而，十三五期间6.5%的GDP增长均速等“理性而现实”的数据依然让人嗅出一丝悲观情绪和沉重意味。
此前刊文《争鸣第二次姓资姓社李相何以突围？》将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以及由此造成的溢出效应不仅仅归咎于内阁决策上的某些粗疏的技术性瑕疵（譬如前证监会主席肖钢酝酿两年的熔断机制草率上马结果昙花一现），而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大历史去认知中共再度面临一个公有制与私有制经济的审视。从那时起，中共不断扩大私有制的比重，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暂时遏制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模式已耗尽了当时的让步“红利”，中共现在必须回答是否准备继续给予私有制经济更大的生存空间，以打破公有制与私有制经济实际上并不平等的身份固化。
3月1日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模式》中点名公有制的利弊，“中国的这种公有制有利有弊。在建设初期，强大的国家投入避免了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限制，保障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其副作用则是在中后期的产能过剩，高投资未能惠及百姓，提高他们的消费，而是陷入投资自我循环的陷阱。”而这正是当前中国经济低迷的现状。
包括李克强在内，中共高层意识到目前公有制经济僵化和私有制经济不对等的地位所带来的经济颓势，但是在既定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下（即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如何在消除国内左派私有化倾向忧虑的同时，有智慧地给予民间社会空间、激发其活力，考验很大。
3月4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出现在政协分组会议中。他声称，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同时，他还安抚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和市场准入，与非公有制经济界关系要“亲”“清”。
这一表态显然表示在不走改旗易帜道路的前提下，中共目前寻求尽可能地打开私有制经济。但是，但凡对公有制经济的社会偏好存在，私有制经济便永远难有出路，中国经济的问题恐怕也难以解开死结。由此，这又转变为谁也绕不开的左右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