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面对人民币贬值、汇率动荡不安大，中国经济下行态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的时刻，有关于中国即将成为下一个日本的论调也似乎变得不再“危言耸听”，有分析认为，中国若不想成为下一个日本，货币政策宽松是唯一出路，而美国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有分析认为，中国的人民币干预举措从金融体系中抽走了现金，在资金本就在大举流出中国之际，进一步收紧了流动性。货币供应的收紧、通货膨胀的下降，使得企业偿还债务的成本上升，最终会损害经济增长。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签订了“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导致资金面变得更加宽松，资产价格上涨更快。人民币升值也使中国资产价格飞涨，上证指数从2014年的最低点到2015年6月的牛市，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些现象就是为什么人们说中国经济越来越像当年日本的原因之一。
虽然日本在日元升值后出口受限因此被迫采取内需转型，从此经济走上下坡路。但和日本不同的是，中国的国内市场庞大，内需增长空间大。不会像日本一样因为本币升值导致总需求不足，造成类似日本当年那样严重的产能过剩。
言外之意，中国主动实行人民币贬值才能避免落入成为“日本第二”的陷阱。
但如果采取人民币大幅贬值，势必会导致“三元悖论”局面出现。
通常来说，如果推出像中国这种刺激计划的大力度货币宽松措施，通常会导致本币大幅下跌，但中国正努力推广人民币在海外贸易中的使用，并力图使人民币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储备货币地位。如果人民币严重贬值或显露出不稳定性，将加大中国实现这些目标的难度。但很多人士对中国能否实现所有目标表示质疑。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同时实现固定汇率、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项目开放，也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
由此，中国货币政策向左走和向右走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而作为央行掌门人周小川该如何应对呢？
对于那个长期以来困扰着中国、并在金融市场引发动荡的问题，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伯南克有“醉鬼”之称，有资料记载，伯南克是个性情中人。早前他在学校里教书，闷头搞学问。后来出山，就遇上金融危机。搞经济学的人，逻辑思维强。但压力还是压垮了伯南克。有传闻称，伯南克曾在酒吧买醉，大声嚷嚷着美元不值钱，量化宽松救不了美国。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趋缓、资本流出速度加快，市场参与人士开始关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如何解决所谓的“三元悖论”问题。
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一个经济体只能在以下三个选项中同时选择两项：固定汇率制，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开放的资本账户。
伯南克在一篇博文中指出，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加之近期放松货币政策的措施，已经让其处在了一种违背“三元悖论”的不可持续状态。通过货币宽松来提振经济的做法增强了资本流出中国的动机，对于汇率而言是不利的。
他解释道：“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增速放缓，而货币宽松又是主要的宏观经济应对措施，那么就无法向国内储户提供高额回报。因此，有能力的中国家庭和企业正在抛弃人民币计价的投资，转向国外寻找更高回报。然而，民间资本外流也意味着资本从人民币流向美元和其他货币；进而对中国的汇率构成下行压力。”
为解决这一三难困境，中国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在去年8月份令人民币出现幅度相对较小的贬值，该做法被证明并不妥当，激发了进一步贬值的预期。
伯南克表示：“决定中国汇率管理能力的因素之一可能是其是否愿意、且是否有能力在其他政策领域做出调整。”
他写道，中国可以通过一次性的人民币大幅贬值，或是实施资本管制来限制资本流出的方式，应对这一难题。但是，伯南克认为，更好的方法是，利用政府开支来提振经济，促进经济朝着依赖国内需求方面实现理想的再平衡。这就意味着要帮助消费者，而非推行大规模的基建项目。
伯南克认为：“以增强收入保障为目的财政政策，例如增强养老金体系，将有助于促进消费者信心、提振消费者支出。类似的，减税或是信贷也可用来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政府资助的培训和安置项目可以帮助工人从萎缩的行业向扩张的行业转移。”
虽然全球各国的利率都处在低点，一些央行甚至实施了负利率政策，但是（除加拿大以外的）发达国家显然不愿意在联邦政府层面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对近期中国政府宣布的政策改革目标表达了支持，其中包括改革低效的国有企业、对由此导致的失业人员予以资助。
伯南克的结论是，通过这样做，中国能够促进增长，与刺激性货币政策导致利率走低不同的是，这样做不会引发资本外流。
实际上，伯南克长篇大论的一段话可以总结出一句话，那就是中国应该加大财政刺激来促进结构转型，走出低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