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苏奎、游天龙
一向对政治不甚热心的苹果最近却成了大选的焦点，给原本就已经精彩纷呈的政治真人秀开启了突发的隐藏任务。
事情还得从去年年底发生在加州的恐怖袭击说起。事发之后联邦调查局试图从凶手的手机中发现他们和境外极端组织的联系，但却受阻于苹果手机的安全机制，怕输错密码导致数据销毁。于是他们通过法院试图强迫苹果提供技术援助，没想到苹果非但不肯就范，还以公开信的方式表明反对立场，将此事变成一桩关乎言论自由、隐私权、国家安全和国际规范的政策大辩论，意外的闯进了美国政坛的舞台中央。
分裂的反应
单看双方的诉求，似乎都有几分道理。司法部认为 FBI 的要求并不过分：首先这手机就不是私人手机，并不存在侵犯隐私的问题；其次，他们也没有要求苹果帮忙破解，只是避免试错导致的数据清空，暴力破解的部分还是由 FBI 亲自动手；最后，他们承诺这只是特例，不是借机设立“后门”；司法部甚至还摆出国家利益至上的架子，认为苹果在用“FBI 都无法破解”来为自己手机搞“借势营销”。
苹果则认为他们已经做得够多，当初是 FBI 在没有和国家安全局（NSA）协同处理的情况下自己操作不当导致凶手数据无法和云端同步，现在才不得不想着破解手机。而苹果也没有现成的工具破解，如果按照司法部的意思等于是开发政府版的 iOS，这种打着国家安全旗号的“义务劳动”等同于宪法中的“强制剥夺”苹果的权利，在程序上并不正当。而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不一样之处在于，任何东西一经创造再也无法摧毁。因此这个“后门”工具必将流毒无穷，不仅危及苹果数十亿用户的安全和隐私，甚至威胁整个互联网世界。更不可思议的是，司法部援引的法律居然是《1789 年全令状法案》，那时候美国刚刚建国，英国才刚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我们现在熟悉的电话、电报、广播、电视、卫星、互联网通通都不存在，政府这种滥用法律的行为在苹果看来简直是强词夺理。苹果这方则引用《1994 年执行通信协助法》，认为自己并不具有解密手段，因此没有帮助政府解密用户加密通信的义务。
在事情闹大之后，美国民众的反应莫衷一是。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五成左右的选民支持 FBI，而支持苹果的却都不到四成，可路透社的调查却截然相反。虽然两份调查结果迥异，但从题目设置来看，两份问卷都没有完全理解争议焦点，因此参考价值十分有限。调查结果中唯一有意思的地方是受访者的选择和他们的政治倾向有较大关联，基本上共和党人支持政府、民主党人支持苹果，但没有任何一方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由此可见美国社会对于“隐私与安全”这一矛盾的看法相当分裂。
即使是加州这场惨剧的受害人对此事也非常矛盾。一些受害人家属聘请律师要求苹果公司配合政府调查，但部分家属在看过苹果公司的理由之后却有些犹豫不决。苹果公司还请来了曾经担任过联邦总检察长的泰特·奥尔森。奥尔森曾经是联邦政府首席律师的司法部第三号人物，不仅谙熟司法部的运作，自己还是“9·11 事件”遇害者配偶。只此一举，苹果便在法律经验和道德情感上都占据了制高点。
由于民众的反应非常分裂，总统候选人们对这个棘手的新问题也有点无所适从，只能从自己熟悉的角度切入。希拉里发挥她的外交长才，一方面突出此事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却将其引入国际政治大格局，指出如果美国政府开此先例，那么未来苹果等公司在应对其他国家类似要求的时候将无力抵御。桑德斯则打起太极，认为美国可以在“老大哥”和“隐私权”中间走出一条两者兼得的道路来。特朗普倒是快言快语，把复杂的事情降格为“常识”，用“苹果以为他们是谁”这种近乎无礼的表态来支持法院的要求。其他几位共和党的候选人则连技术中立这样的基本原则都忘了，有些提议看似面面俱到，其实让人忍俊不禁。
随着事件不断延烧，眼看一桩司法争议就要变成大选热点议题，硅谷巨头们坐不住了。当初只有 Twitter、AirBnB、Ebay、LinkedIn 等新兴企业支持苹果，然而很快亚马逊、思科、脸书、谷歌、微软、雅虎、英特尔和 AT&T 等行业巨头也纷纷参战。这份盟友名单还在不断变长：32 位法学教授、近百家 IT 企业、各路民权组织公益机构给法院提交了几十份法庭之友申诉书，一同站在苹果的身后对抗司法部、联合国保护与提倡言论自由的特别专员也写信给法院表达对苹果的支持、甚至破解苹果系统的黑客都站出来力挺苹果。美国媒体不禁感叹是 FBI 让这些原本在商场上明争暗斗的大公司如此团结。
互联网姓什么
而谷歌们之所以会捐弃前嫌走到一起有其更大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9·11”以后，为了对抗恐怖主义，小布什政府加强了对信息的监控，而以国家安全局为首的情报机关为了搜集证据无所不用其极，早在 2006 年就爆出未经法院授权而秘密监控的丑闻。而作为互联网服务的提供方，硅谷各巨头囿于大势，隐忍已久。2013 年曝光的“斯诺登事件”让硅谷各公司再度被推到舆论的暴风眼，既被尊重个人隐私、反对政府滥权的民众看作是政府的帮凶，也被其他国家的政府所猜忌。
而苹果等巨头虽然总部在美国，但早已是利益覆盖全球的跨国企业。根据其 2015 年的财报，苹果公司收入的 62%来自国际市场，海外营收高达 1500 亿美元。如果这次轻易屈从于美国政府的要求，那么今后在海外市场面临更严苛的数据要求时将会失去道德和法律的优势，到那时如果苹果不能一碗水端平的处理国内国外问题，则必将影响他国政府的信任，进而严重威胁其在海外市场的盈利能力。“斯诺登事件”之后思科、IBM 等企业在中国等海外市场就曾出现销量和利润大幅下滑的情况，苹果自然不愿重蹈覆辙。这场斗争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的痼疾，一方面资本和市场不断全球化，另一方面企业国家身份并没有消除、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将长期存在。如何平衡两者将是对硅谷巨头们的巨大考验。
另外，苹果们所图谋的也不仅仅是海外市场，他们还希望借此机会恢复无国界互联网的“旧秩序”。美国政府是互联网的创造者，在互联网发展初期互联网其实是姓 “美”的。而美方也以“互联网无国界”为由、通过构建互联网秩序的方式帮助美国企业开辟海外市场，间接培育出了一批互联网龙头企业。但随着互联网将世界逐渐连接起来，互联网的无国界属性越来越频繁的遭到主权国家的挑战，而其中最先侵蚀无国界属性的恰恰是当初的推动者——美国。在反恐战争开始之后，美国政府更是以主权者身份屡屡要求美国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们提供必要的数据，苹果、谷歌、脸书、推特等企业都榜上有名。可以说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以互联网无国界为由反对其他国家对互联网进行监管，但另一方面却借助自身互联网发展的先发优势以及大量互联网龙头企业在美国的事实对互联网实施单方面监管。
但美国的互联网“霸权”也遇到了来自中国等新兴互联网大国的阻力。在去年乌镇的互联网大会上，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就提出了“互联网主权”这一新概念，试图挑战美国在互联网事务上的话语权，推动互联网向国家局域网的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如果这次美国政府逼迫苹果成功，无疑将会进一步削弱“互联网无国界”的秩序，间接促使“互联网主权”这一概念向主流方向转变，而这对于在无国界互联网时代发展并取得成功的硅谷巨头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因此在他们看来，这次对美国政府滥权的狙击将会有效的阻止整个世界的互联网监管向“互联网主权”的方向继续滑坡。
在苹果们的不懈努力下，近日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联邦法官通过一篇长达五十页的判决驳回了司法部一个类似的要求。该判决认为《1789 年全令状法案》并不适用于此案，政府对此法案过于宽泛的法律解读已经违宪，禁止联邦政府强迫苹果提供帮助。虽然该判决对于加州联邦法院的案子并没有直接影响，但即使苹果在加州输掉，出现两地判决不一的情况也将极其有利于苹果未来的上诉，甚至有可能最终迫使最高法院对此事进行裁决。
但正如苹果所说，本案已经关乎到个人隐私和国家利益的边界问题，光靠法院不能解决问题。不仅政府不应该借助法院来强迫苹果，苹果也不能单靠法院来抵御政府，最终要依靠美国国会来立法划定这条线在哪里。因此在法院庭战进行地如火如荼之时，苹果和 FBI 的斗争也打到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意外的是，虽然 FBI 局长坚称苹果的做法将导致未来所有的数据和通话均被保密，给执法部门搜集证据制造极大的困难，但也退让承认此先例一开苹果将会收到各国各级执法部门的类似请求，仅美国就有数十台 iPhone 等着苹果开机。在 FBI 局长遭受了五小时的“烤问”之后，出席听证会的一位专家代表发言也把“锅”丢给 FBI，认为 FBI 应该加强自身解密能力建设以及通过与其他执法部门合作来解决问题。一些参会议员对此表示认同，技术出身的加州议员伊萨建议 FBI 再尝试新的技术方案，暗示其不要再找苹果麻烦，毕竟苹果为加州贡献了大量就业。
有意思的是美国国防部和司法部在此问题上并不同调。曾在斯坦福大学执教多年的国防部长卡特认为目前并没有一用就灵的技术可以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并指出国防部作为美国最大的保密技术用户希望能继续与硅谷企业在保密技术上进行合作，言语间可谓处处暗讽 FBI 局长。但同时他也反对因为愤怒或悲伤而对此仓促立法，对苹果公司的立场并不认同。
但从长远看，似乎苹果很难避开微软首席法务官声称的“通往地狱之门”。21 世纪以来，飞速发展的社交网络正在改变互联网用户的使用习惯，并在此基础上重塑社会价值。正如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所说，有关隐私的社会规范将随着时间演进。互联网确实正在改变社会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们愿意分享的个人信息内容与分享范围正在变得更为开放，大量隐私信息被普通用户以自愿分享的方式散播在数字空间。而这种新时代的隐私观，结合反恐时代民众对安全的重视，恐怕终将瓦解“无国界互联网”的田园牧歌，将互联网监管重新让渡于站在镁光灯之外许久的国家政权。苹果们通过掌握和分析大量用户数据和隐私信息攫取了大量财富，但最终也将被他们自己亲自塑造的新时代所制约。
正如卡特所说，美国不能让别国来为此类事件定规矩。随着本案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如何处理这类问题将会成为下一任总统面临的一项挑战。这次大选最终胜出者将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