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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学潮不断。《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刊登丁石孙专访《我在北大当校长》爆料，八六学潮时，北大校长丁石孙曾在民盟小组会上说，“学生要去游行，绝对不是少数人煽动，而是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如果是少数人煽动的话，就说明我这个校长无能。我掌握学校的领导权，都煽动不起来，他们怎么能煽动起来呢？”
我是北大的民选校长
访：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要当北大校长的消息的？
丁：1983年10月。在这之前不久，我在哈佛数学系收到我爱人的信。她说现在北大正在酝酿校领导班子。教育部、人事部、中组部在北大搞了一次由副教授、副处长以上的人参加的民意测验，事先没有提任何候选人，让大家任意填写校长、副校长人选，不记名。然后，教育部有专人把票收走。我爱人也参加了投票。不久，有人告诉我，北大有位领导要到哈佛来访问。北大并未告诉我有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谁来。有一天，我跑到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去问这件事，想了解来的人的访问日程。办公室秘书说：“你来的太好了。”因为北大的客人来的时候是礼拜天，没人办公，他正愁没人帮助接待。于是，他让我到机场去接一下，并事先把教职员会所（facultyclub）的一把钥匙给了我，让我直接把客人送去。丁石孙
1984年邓小平（左五）接见陈省身（左六）及夫人（左四）时，丁石孙作陪（左二）
到机场我才知道来的人是北大代理党委书记项子明。他在“文革”前任北京市委秘书长，是彭真很得力的干将。他来的那天，哈佛大学专门挂了中国的旗子，以示重视。到教职员会所后，他就告诉我，要我回去当校长。他跟我聊到很晚，差不多聊了3个小时；说我当校长，他当党委书记，两个人合作；并谈了很多想法。他显然雄心勃勃，想在北大干一番事业。他的年龄比我大一点，身体很好，表现得非常积极，当时就要我跟他一块回去。我说不行，因为我还有一个月的进修时间，并安排了到西部访问的计划，也已经买好去西部和回国的机票。听我这样说，他没有勉强。当时他完全没想到回国后并没有让他当北大的党委书记。
访：项子明为什么没有当成北大党委书记？
丁：据说是得罪了彭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时，彭真说项子明不能用。“文革”前，彭真搞了个写作班子，地点在畅春园。“文革”中，项子明顶不住压力，揭发说这个写作班子是反毛泽东的。这对彭真很不利。项子明就成为彭真眼中的叛徒。对我个人来说，项子明没有当党委书记是件好事。因为他党龄老，主意多，如果他担任这个职务我有很多事不好办。
访：在您之前，北大校长都是被任命的，并不是民主选举的。您当校长这次是北大第一次民主选举校长。这次民主选举，把您——一位屡遭政治运动冲击的学者，推上了世界著名学府——北大的校长职位。您在美国时，是否听到一些人对您要当校长这件事的反应？您知道自己回去要当校长这个消息后，对做校长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丁：1983年12月我到伯克利后见到的华裔数学家，比如项武义、伍鸿熙等，知道我回去要当校长，都很高兴，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标志，并跟我说中国能启用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当北大校长，表明中国以后有希望。
当时我对回去怎么当这个校长考虑得比较少，但意识到这个校长不好当，会得罪很多人。我跟当时在美国的北大的一些教员说：“我回去要准备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我虽然不能预料回去当校长的具体困难，但知道中国的改革的难度很大。事后我感到我对困难的估计还远远不够。
访：您是什么时候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的？
丁：1984年3月。我从美国回来后，情绪比较乐观，认为前途非常美好。但一直待到春节后，组织上也没找我谈话。我搞不清楚是什么道理。事后才知道，彭真不同意项子明当北大党委书记，要重新找书记。一直到3月份，北大才开了个范围很小的会。会上，何东昌代表教育部宣布我当校长，王学珍当书记。项子明当了顾问。我的前任校长是张龙翔。
访：在何东昌宣布您当北大校长的会上，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了吗？您在会上表态说：“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得了的。”是这样的吗？
丁：何东昌没有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我确实是这样表态的。记得我的发言很简短。大意是说：我对学校的工作没有经验，希望大家给我3个月学习的时间。在这3 个月里，原来怎么搞的，还怎么搞。我还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大概没有三把火，一个理由是，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有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访：当校长后，您提出过办校原则吗？
丁：1986年暑假王学珍住院，有一段时间学校党委常委会是我主持。有两次常委会专门讨论办校原则，我记得提了六条或七条原则。其中一条是从严治校。因为北大一贯工作效率比较低，也比较松散。二是发扬民主。当时提出对不同的事情应该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如对学术问题不能全校讨论，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对生活问题，要在教代会上讨论，要发动全校的教职工参与。三是要坚持“双百”方针。我同意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认为学术问题不能有任何框框。考虑到当时有一种议论，反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我就提出坚持“双百”方针。四是干部不能越权管事。我自己也是一样。如有人向我抱怨他的住房条件太坏。对这样的事情，我很少当场表态，总要跟管住房的干部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再如学校的招生工作，不归我管，我绝对不给负责招生的干部写条子。我不能越权，越权的后果就是人家就不管事了。
管理科学中心和北大方正
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目前国内最有名的商学院之一。据厉以宁说，光华管理学院的历史要从1985年北大成立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算起，而管理科学中心的成立跟您密不可分。而且，这个中心的办学方针，是您和厉以宁、陈良焜、王恩涌在您家的小会客厅内决定的。是这样的吗？
丁：对。当时我提出成立管理科学中心，是为了帮助厉以宁，让他躲开经济系，有自己的发展空间。1957年划右派时，厉以宁属于右派边缘人物，1958年跟我一起下放到门头沟劳动锻炼，“文革”开始后又跟我一起关在黑帮大院。“文革”后，他在经济系受排挤，有些人认为他是搞邪门歪道，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厉以宁想入党，在系里的党支部就是通不过。我当校长后，别的领导跟我说：对厉以宁要控制使用。他会画画，如果办展览，可以用他。但当时赵紫阳很重视厉以宁，长时间让他住在中南海。中央认为他可以入党，胡启立曾打电话过来问：“厉以宁为什么不能入党？”
访：中央过问后，厉以宁入党了吗？管理科学中心属于什么性质的机构？
丁：入了。中央一过问，情况就变了。管理科学中心是学校领导的跨学科的学术性机构，跟系的地位类似。当时我有一个看法，成立系需要有比较成熟的条件，如教学计划要很清楚；但中心不需要，能搞研究就可以。这个中心的研究范围比较宽泛，包括管理、经济等各个领域。中心的人员来源也很广，各种人才都要。它成立不久就有了十几个人，中心的主任由我当；副主任有两个，一个是厉以宁，另一个是陈良焜（陈良焜原为北大数学系教授，研究经济计量学。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还有王恩涌，是北大地理学教授）。
除管理科学中心外，我当校长期间还成立了四个中心，其中包括人口中心、环境科学中心。现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非常热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成立于1989年 5月4日）。在我之前，张龙翔校长曾提出成立几个中心的设想。因而，在北大成立中心不是我首先提出的。我当校长后成立这些中心的大目标，是想突破北大的框框，改变系里原来的传统。
访：北大方正是您当校长后成立的一个公司，现已成为我国计算机行业中的一个知名品牌。请您回忆一下这个公司成立的经过。
丁：成立北大方正是我1986年做的一件事。之前，北大跟山东潍坊的华光公司合作，利用王选发明的汉字排版系统，生产汉字排版印刷机已有多年，1986年已经做到华光四型机。有一次我问起卖出这么一台机器，北大能得到多少钱？他们说卖出一台机器，华光公司给北大一万元钱。我记得当时一台机器至少卖十万以上，或者更多。我觉得这对北大不公平，因为潍坊的公司也不会生产机器，只是从日本买来机器，安装上王选的汉字排版系统。我就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搞？”王选的重要发明是信息压缩技术，这项技术就是把包括大量字型字号的信息进行压缩，而只有把各种字型字号的汉字储存下来，才能印报纸。
当时要把王选发明的这个系统固化，做到芯片上，国内还做不到，要到英国去做。我们和英国的公司联系，他们答应为我们做，还负责保密。这样，学校就出钱派王选到英国去，把他的系统固化，拿回来。很快北大自己办了一个公司，开始不叫方正，叫北大新技术开发公司。我考虑王选不会做生意，就跟有关同志商量，把王选的工作跟公司的工作分开，给王选成立一个研究所，负责研究开发；公司负责生产销售。
我在学校里挑选了两个人筹建公司。一个是无线电系的技术员，叫楼滨龙；另一个是数学系的总支副书记，叫黄禄平，是学计算数学的。记得我专门和楼滨龙谈过一次话，因为当时要动员教师出来开公司难度相当大。我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出来开公司的人一定要跟学校脱钩。你挣多少钱学校不管，但你不能再保留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公司的水电费也要跟学校明算账。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学游泳，就要跳到水里去。”我印象中公司开始时没有招工人，干活的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整个技术水平比较高。
访：公司成立后，北大和潍坊华光公司中断合作关系了吗？
丁：我们把潍坊华光公司抛开了。但由于华光这个品牌由我们跟这家公司共同拥有，我们不能再用华光这个名字，于是就有了方正这个品牌。它是怎么想出来的，我不知道。一开始，方正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北大附近零散地找了些小房子。我去看过，里边也没有什么机器，只是看到很多人在忙着写字，因为很多字体要靠人写出来。记得当时市场相当大，从中央级报纸到省级报纸，甚至地市级和县级报纸都要上激光排版系统；楼滨龙到处去推销。
访：北大方正崛起后，跟北大脱钩了吗？
丁：我说要它跟北大脱钩，但实际并没有。当时我就感到，像方正这种公司，所有制不清楚；但另一方面，北大也没有向方正注入资金。方正启动的时候，向北京市的一家公司借了几十万元作本钱。方正的产权归谁所有，始终是一个问题，这一点我当时就看到了。
没有闹大的学生事件
访：您当校长的时候，北大不太平静，经常有学生闹事，向学校提出各种要求。对几点熄灯都要闹一闹，我们对此只略有耳闻，实际并不了解具体情况，您能详细讲讲吗？
丁：可以。1984年发生了熄灯事件。这是我当校长后，北大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过去北大学生宿舍晚上不熄灯，有很多学生到十一二点还不睡觉，在听收音机或洗衣服等，影响别的学生休息。在一次校长办公会上，我们议了这件事。有人提出部分学生晚上不睡觉，搞得大家不得安宁，应该11点熄灯。我知道这件事很敏感，北大学生自由惯了，突然让他们改变作息时间，恐怕会引起不满。为慎重起见，我叫沙健孙开了两个座谈会，听听学生的意见。有一天，沙健孙告诉我，座谈会开了，多数学生支持熄灯。他认为可以实行。所以我们就决定晚上11点熄灯。
实行熄灯这天晚上，数学系的干部打电话到我家，说学生闹起来了，一会儿就要到我家里来。我想在中关园的家里给围住就不好办了，赶紧骑自行车到办公室。因为怕半路上碰到学生，我绕道中关村，从西门进了学校。我住中关园的四十二楼，学生没搞清楚我住哪座楼，他们包围了四十三楼。看到这种情况，桂琳琳就在我家阳台上喊：“丁石孙不在四十三楼，在这里。”她还跟学生们讲，她不怕他们闹，“文革”时比这厉害得多。丁干这时年龄还小，看到这么多人，觉得很好玩。
学生发现我不在家里，就没劲了。这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第二天开了个教职员会，我讲了话。会没开完，何东昌到北大来了，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开完会，把学生闹事的情况给他讲了，他听后才放心：熄灯事件没闹大，也不是政治事件。我让沙健孙给学生做了些工作，事情就解决了。
访：您做过班主任、年级主任、系主任，应该对做学生工作有些经验。当校长后，您还亲自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吗？
丁：1984年，我应校党委组织部的要求，给学生讲过一次党课，有几百人听。当时学生的思想有点虚无主义，对共产党不相信。这次党课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说服学生相信共产党。在党课上，我没有讲大话、空话，主要是结合亲身经历，讲解放前怎么相信了共产党，解放后怎么加入了共产党，以及改革开放后共产党又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我当时主要是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明共产党是值得相信的。
访：这次党课成功吗？
丁：比较成功，至少没有引起学生反感。我讲的也是我的真实思想。当时我确实对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对后来的曲折，对可能的困难没有充分的估计。我的讲话充满了信心。现在来看，我当时的讲法过于简单，过于乐观。记得讲完党课不久，我的一个在《人民中国》日文版当编辑的老同学车懋祺来找我，要给我写篇报道。我把讲课的录音带给了他，他把录音整理出来请人译成日文发表了。
访：您的坦诚，在处理学生事件时起了作用。之后又遇到过别样的学生事件吗？
丁：1985年9月，北大学生由于对我们国家的对日政策不满，闹得很厉害，贴了很多大字报。那时胡耀邦想跟日本搞好关系，准备邀请3000日本学生来中国访问，引起了学生的反感。再加上电视台在播《四世同堂》，激发了反日情绪。当时王学珍作为中央委员到中央参加全会，不在学校，只有我来面对学生。
我在大会上讲，希望同学们顾全大局。我说：我是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从个人感情上，我对日本人的痛恨比你们要强得多。我的小妹妹亲眼看到，我的一个亲戚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你们对外交政策不能感情用事。我的讲话虽然把学生的嘘声压下去了，但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学生还是闹，并扬言要在9月18日上街游行。
9月17日晚，我召开学生干部会，希望他们劝说学生不要上街，但学生的情绪还是非常激烈。有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说第二天要在图书馆前集合，上街游行。当时北京市领导很紧张，因为学生一上街就变成北京市的事。副市长陈昊苏到北大来，拉我到学校的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讲话的稿子是他给我准备好的。
9月18日早晨，我在办公楼听说学生已涌向南校门。当时南校门已经关了，学生被堵在校门内。究竟是谁下令关的，至今我不清楚。有些学生干部站在铁门上做工作，希望同学不要冲出去。经过几个小时的僵持，学生终于散了，但校园里并不平静，贴了很多大字报，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有张大字报，把我的讲话跟吴德“四五”时在天安门的讲话比较，说我已经堕落成了吴德。最终这个运动没有闹大。
阻止学生出去时，学校准备在校内开个大会，让学生把他们的想法讲讲。当时没人敢主持这个会，怕学生情绪太激动，控制不了局面。这时我认识了校研究生会主席张来武，他说他主持。当时学生聚在南门准备冲出去，五四广场就在开这个会，把很多学生吸引过来了，减轻了南门的压力。
访：对学生要冲出校门、上街游行这件事，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您也一样紧张吧！
丁：我对这件事不是很紧张。当时整个国内形势没那么严重，中央抓学生工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李鹏，代表国务院；一个是胡启立，代表党中央。事后他们把我和王学珍找到中南海谈了一次话，主要是强调要把善后工作做好，把学生的思想和情绪稳定下来。当时中央比较重视北大学生闹事，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过，让我和王学珍列席了会议。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这么高层次的会议。
访：在这次政治局会上，您和王学珍发言了吗？政治局领导对北大学生闹事是什么态度？
丁：在这个会上，轮不到我们发言。胡耀邦是总书记，主持了会议，李鹏和胡启立汇报了这次北大闹事的情况。当时我觉得胡耀邦对学生游行好像并不赞成采取强制措施。因为当李鹏和胡启立汇报学生因校门关闭没出去时，胡耀邦就问：“你们干吗关校门？”他是冲着我和王学珍问的。胡启立赶紧把话头接过去，说是为了避免出更大的事。我感觉胡耀邦比较开明。
访：据说，一年多后的1987年元旦，北大有几千学生包围过您的办公楼？
丁：提起这件事，要从1986年说起。这一年是知识界思想比较活跃的一年，背景是将要召开中央全会，要对过去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做出决定，知识分子希望这个决定能对过去“左”的东西做出结论。总的说来，会后发表的文件跟很多人的期望值有距离，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各种想法。1986 年年底前，北京市出台了一个关于游行的条例，内容是允许游行，但必须向公安局申请。出台这么一个条例，本意是不希望游行，但又不能明说。当时北大学生想利用这个条例，申请合法游行。
1987年元旦这天，北大部分学生到城里游行。下午，有学生打电话到我家里，说有同学被公安局抓了，听得出来他们情绪非常激动。我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放不下心，吃过晚饭就去了校党委办公室。这天正好王学珍的女儿结婚，在家里请客。有人告诉我确实有些学生被抓，学生游行时，警察在路上泼了很多水，路面结了冰，很滑，有些学生摔倒，被警察抓了。
大概晚上8点钟，我在办公室听说学生要包围办公楼。这时王学珍不在，党委副书记郝斌在。时间不长，就有三四千学生把办公楼包围了。这时我想如果学生冲进来就更乱了，于是，我下到办公楼东门，让人从楼上放下一个话筒，我手持话筒跟学生对话。这时气氛非常紧张。郝斌立刻跟市委通了电话，说办公楼已被包围。
访：还记得您跟学生的对话内容吗？
丁：我要他们冷静。我说有人被抓了，我们去交涉；把我围起来没用，我只有腾出手来才能做事。我刚讲完，有学生大声喊：“不要听丁石孙的话。他用的是缓兵之计。”这时楼上有人下来跟我讲，市委准备放人。我一下子心里有了底，就大声说，谁说我骗人，站出来，我从来不骗人。听我这么一说，学生安静了。这时是晚上 8点多钟。我让他们11点再来找我，听答复。这样，学生慢慢散去了。
访：在这之前，您肯定没有骗过学生。否则学生不会听您的话。
丁：对。学生散去后，我和郝斌跟北京市联系，了解清楚被抓的学生有几十个，分别关在四个分局。我们商量决定派人去接，但不敢让校园里的学生知道，怕他们跟去把事闹大。随后，我们打电话通知车队，把汽车开到校外，让学生干部到校外集合上车，分几路去接被抓的学生。记得负责接学生的有校办主任黄槐成。
据说，被抓的学生在公安局里还是很受优待的。警察请他们喝茶，吃点心，看电视。他们被接回来时，已经快12点了。11点时，有个别学生到办公楼来听答复。我说接人的车已派出去了，还没回来，但他们依旧等着。这次学生运动就这样平息了。
不久，我到京丰宾馆参加民盟代表会议的小组会。我对参会的人都不熟悉，很多人问我学潮的情况。我说，学生要去游行，绝对不是少数人煽动，而是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如果是少数人煽动的话，就说明我这个校长无能。我掌握学校的领导权，都煽动不起来，他们怎么能煽动起来呢？
这次学潮之后，胡耀邦下台了。那时我的情绪很坏。因为市委经常把我们找去开会，市委书记在一次会上还点了我和王学珍的名。他说，你们书记跟校长一定把学生带好，要负起责任。我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但也不好顶他们。我只好说，我们只有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其实，那时北大并没有闹得太厉害，闹得最厉害的是中国科技大学。
在政协会上“闯祸”
访：1988年您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是民盟推荐的，还是北大推荐的？
丁：可能是民盟推荐的。这时我已是民盟中央常委。1957年反右运动后，我跟民盟几乎没有任何联系。1986年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高天找我，让我参加一点民盟的活动。他告诉我，他看中了我和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高景德也是民盟盟员。这年年底，民盟开了一次代表会议，我跟高景德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此后我跟民盟有了比较多的联系。北大也有可能推荐我当政协委员：王学珍是党中央委员，书记和校长要有个平衡。记得高景德和我一起当选为政协委员。那一届北大在民盟组的政协委员还有中文系王瑶和化学系的邢其毅。
访：您当政协委员后参加了1988年3月召开的七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您还记得参加这次会议的经过吗？
丁：记得一些。在这届政协会开幕前，民盟开了个会，参加会的人是全部的盟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高天主持会议，让我上去讲话。我说我毫无思想准备，记者来采访我才知道当上了政协委员，在学校里人们并不太关心谁当了政协委员。我讲话的调子比较低，说我尽量反映一点老百姓的情况和意见。那时我不大清楚政协委员能起多大作用，但知道不可能起太大的作用。所以我的调子比较低，也没把当政协委员看成很重要的政治待遇。
参加这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民盟组委员住在国谊宾馆，教育经费不足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记者专门采访了我和高景德。我们两人都说教育经费不够。我简单地算了一笔账：教育部给多少钱，文科学生一人多少钱，理科学生一人多少钱，这些钱是远远不够学校支出的。我们两人共同的想法是：校长赚不来钱，多招一个学生，就要赔多少钱。
在这届政协会上，钱老（钱伟长）代表民盟做大会发言。1987年下半年，费老（费孝通）就让我负责准备这个发言稿，内容是谈教育问题。为此民盟组织了一个班子，成员主要是民盟的人，记得有张毓茂、有吴修平的侄子（当时的福建民盟的秘书长）和黄景钧，我从北大找了两个博士生参加。准备这个材料前后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我也抽时间参加过几次讨论。当时我的一个主要想法是：不能说共产党的官员一定不重视教育，也不一定说共产党的官员是在说谎，只是口头说重视，我们要找出教育经费总是落实不下来的原因。
访：在这届政协会上，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发言？
丁：王瑶的名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就是在这次会上讲的。千家驹的大会发言引起了轰动。最初他是在小组会上讲的，大家都认为他讲得好，就让他到大会上讲。两次讲的内容一样。千家驹说他的发言是在从深圳到北京的火车上想出来的。
访：千家驹的发言主要讲了什么？
丁：他讲了腐败问题，也讲了教育。他的发言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并没有夸张。我们在小组会上听他讲时，没想到反响会如此强烈。他的口才很好，讲话有鼓动性。
访：您在这届政协会议上发言了吗？
丁：在民盟组最后一次会议上发了言。我在民盟组除了北大的人，对其他人基本都不熟悉，所以一直没发言。最后一次小组会来的人不多，大家的话也讲得差不多了，我说我讲一点。我讲的内容也很普通。我说：现在做思想工作的理论水平比建国初高得多，但为什么效果不如过去好？主要在于行为。我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主要并不是因为我在理论上对党搞得很清楚，而是因为我看到周围的共产党员真正为别人办事。我当了校长，有一点和过去不一样，就是能接触到一些上层人士，也不是地位很高的，就是学校一级的。我过去想，校领导党性都非常强，等到我当了校长，才知道这些领导对利益、名位等等考虑得很多。我最后讲了一句话，让当时的领导不高兴。我说：很多领导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思想有问题，个人考虑多；实际一些老同志、老革命也不见得觉悟就很高，没有私心。老同志应该扪心自问。
访：您的发言反响大吗？
丁：我觉得自己讲的都是些大实话，没想到会有什么轰动效应。小组秘书曲伟把我的发言记了下来，当晚寄到报社，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就登了。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时，报纸已经到了。我的发言发表后，很快在学生中传开了，引起了强烈反响。学生们认为我为他们说了话。
1988年“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发言，报道得比过去都充分。即使如此，我的发言跟千家驹的发言都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了两天，有人传说赵紫阳在内部对我们两人的讲话都有很重的批评，把一个说成是哗众取宠，把另一个说成是耸人听闻。有人说我闯了祸。
访：这说明您的发言确实使一些领导不高兴。
丁：1988年暑假期间，国家教委认为学生不大稳定，在北戴河办了个学习班，让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参加。学习班时间不长，快结束时，中央领导接见我们。其中有邓小平，记不清是否还有赵紫阳。接见完要合影，这时有一点出乎我的意外，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别的校长都坐在第二排，邓小平还跟我握手。看来他们是有意这样安排的。我没什么特别的表示，邓小平跟我握手就握了握。
过了暑假，统战部突然通知我，说部长阎明复要请我吃饭。那天在统战部，吃饭的人连我一共4人，有阎明复，还有一局局长孙楠、孙公麟。在吃饭的过程中，阎明复跟我说，中央是信任我的。他说他参加了中央的一些会，发现中央对我没有什么意见。这是我第一次去统战部，我搞不清楚中央为什么要让阎明复请我吃饭。事后我把这事跟邓小平和我握手联系起来，才意识到这些是中央的表态。大概中央觉得对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批评重了，我并不是学生闹事的后台。
提出辞呈，卸任校长
访：辞职卸任是什么时候？
丁：大概在1989年8月份，教育部在北戴河开了个会。每个学校去两个人：校长和党委书记。我检讨自己政治上比较简单，做了一通自我批评。
8月下旬，何东昌找我去教育部。何东昌和滕藤两人跟我谈话。他们没说我有什么错误，只说你不是要辞职吗？现在可以辞，教育部批准。谈话很简单，我说我很高兴接受这个决定。回来后，我的情绪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跟桂琳琳说教育部终于同意我辞职了，我让她晚上做顿红烧肉，吃得好一点。
访：在此之前您提出过辞职？
丁：1988年，我给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我已经干了4年，身体也不好，请让我辞职，后来，教委副主任朱开轩亲自到我家劝我继续干。
访：何东昌到北大宣布批准您辞职的决定。何东昌对您是怎么评价的？您也讲话了吗？
丁：何东昌到北大宣布决定时，说了我一些好话，肯定我在北大做了一些好事，但讲得很抽象。在会上，我讲了一些客套话。我说：当了5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这样，我就结束了校长的工作。记得第二天报纸还登了消息。
访：辞去校长职务，是您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辞职之后，您对自己在校长任期内做的工作有何感触？
丁：我确实感到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真想把北大办成一个思想自由、学术活跃的大学。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如当时我觉得北大文科的教条主义太厉害，就想通过研究方法论等途径突破这点。但在当时整个大环境下，没有做到，我的很多措施也没有实现。如1985年我对职称评定抓得很紧，但在后来几届的职称评定中，我就坚持不住了。当了5年校长，我能够得到安慰的，就是我离开北大这么多年，北大的多数人还对我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1989年9月，我就没什么事了，有时跟桂琳琳一起骑自行车到处转一转。有一次，我在紫竹院碰到北大一个教政治课的老教员，叫陈哲夫。因为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应该为陈独秀翻案，他在“文革”中受到过激烈的批判。这次他看到我，为我流了眼泪。中文系的严家炎也专门到家里看我，来安慰我。实际上，我对不当校长无所谓。
访：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季羡林说在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被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另一位就是您。他对您的评价很高。您当校长期间，北大哪一年发展得最好？
丁：季先生是在报上发表的这个评论。他把我抬得太高，让我受宠若惊。我觉得1988年，北大的工作表现得比较突出，各项指标都达到了一个高峰，教师和学生的情绪也非常高。这一年恰好是北大建校90周年。当年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叫《北大素描》的电影，讲述北大整个的情况，后来拍出来了。里边有我两个镜头，一个是我坐在校长办公室，讲北大的历史；还有一个镜头，是让我从家里走到办公室，并且要在雪地里拍。导演的意思大概是表明北大今后的道路还有很多困难。
访：您不当校长后，北大对您是怎么安排的？
丁：回数学系教书。我找了数学系主任李忠，告诉他从下学期开始可以安排我的教学工作。我的组织关系又转到了几何代数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