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在2003年7-8月的空中加油试飞项目中，歼-10遇到了试飞中最大的难题和险情：战机在飞行中与加油管路发生碰撞。宋总提出是不是试飞人员的操作引起的，而徐勇凌正是这一试飞科目的唯一一名试飞员。在攻关会议上，徐勇凌甚至和宋总顶撞起来，双方争得面红耳赤。
宋文骢原籍云南大理，1930年3月26日出生于昆明市，1949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1950起在空军某部任飞机机械师、中队机械长。1954年8月被选送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飞机发动机专业深造。图为歼10总师宋文骢。
3月23日，是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战斗机歼-10成功首飞的第18个纪念日。就在纪念日前夕，歼-10总设计师宋文骢因病逝世。《环球时报》记者22日采访了曾和宋文骢一起工作多年的中国功勋试飞员徐勇凌，请他讲述自己眼中的“歼-10之父”。
“老爷子”像对孩子一样耐心教导试飞员们
歼-10项目可以追溯到1983年，堪称是国内第一款由试飞员参与新型战斗机研发的机型。1986年，宋文骢被任命为歼-10的总设计师。经过多年的预研后，研究团队于1991年成立试飞员小组，从空军试飞部队、作战部队和机关抽调了十多名骨干飞行员。当时在试飞部队服役的徐勇凌正好也被抽调，成为歼-10试飞员之一。试飞员们参与了新战机研制的上百轮试验，在此过程中，徐勇凌时常与和宋文骢交流接触，并有着共同为歼-10项目攻关的经历。
徐勇凌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宋文骢的场景：当时是在成飞一个招待所的小会议室里召开试飞员小组成立大会，“我对宋总(宋文骢)的第一印象，这是饱经风霜的老人，而且特别和善，与飞行员交流起来特别融洽。当时我20多岁，而宋总已经60多岁了。他看待我们就像对孩子一样”。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试飞员们都习惯把宋文骢叫做“老爷子”。
宋文骢是我国航空科学技术领域的优秀带头人，他从事航空事业半个多世纪，参加过东风113号、歼七、歼八、歼九、歼十飞机等多个飞机型号研制。30多年来，他一直担任中国航空工业第611研究所总设计师；全过程地担任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的两代国家重点歼击机型号的总设计师。资料图：歼10B载与歼20同款空空导弹。
“老爷子”牵头研制的歼-10战斗机属于第三代战斗机，这对于当时仍普遍装备歼-6、歼-7等第二代战斗机的中国空军来说颇为陌生。徐勇凌回忆说：“我来歼-10研发团队之前，对第三代战机的了解主要是具有四大优点，至于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到底如何实现这些优点的，我一点都不了解。” 他举例说，“我们当初在部队驾驶的型号都是用连杆控制飞机舵面的传统飞机，人操作多少，舵面就转动多少，而电传飞控系统是由电脑控制的，操作模式完全不同。”
试飞员们刚开始时对歼-10很不习惯。宋文骢带领的科研团队此前已对第三代战机进行了多年的技术预研，他非常细致地向试飞员们传授了新战机的总体情况、飞控系统的基本原理，以便让试飞员对歼-10项目有全面的了解。“为加强对于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我们从1991年到1998年进行了大量理论学习”。徐勇凌认为，这段经历为他后来成为一名成熟的试飞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非常感谢宋总在战机设计、研制、试飞等关键节点对于我们这些当时还很年轻的飞行员的关怀与帮助。”
歼-10首飞，宋总“改生日”
徐勇凌参与歼-10战机研制团队时，整个项目还处于初步设计阶段，对于飞机的整体布局、整体构想，包括选择什么发动机、使用什么样的飞控系统，其实并没有非常清晰的思路。徐勇凌回忆说，无论是歼-10选择俄罗斯的发动机、10吨到12吨的起飞重量，还是采取创新性的三角翼鸭式布局、电传飞控系统设计，它们在当时的中国航空界都“超乎想象”。由于歼-10的设备和系统80%以上都是新研制的，因此也有人置疑其中的风险性，毕竟这在国际新机试飞和研制上是前所未有的。一般新机研制采用的新设备、新技术不会超过50%，否则技术风险太大。但宋文骢坚持认为，歼-10要实现技术超越，就必须敢于采取全新设计。
然而这种创新，意味着新战机的研制过程将遇到巨大的风险和困难。“从歼-10的详细设计到最终首飞经历了7年的阵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它到底有多么艰难”。1998年3月23号，这种新型飞机首飞成功了。“我到现在依然记得宋总在首飞成功之后热泪盈眶的场面。”宋文骢在现场激动地宣布：“为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我今后的生日就是3月23日了!”
然而，研制歼-10的困难其实才刚刚开始。从1998年3月开始试飞到2003年12月31号完成试飞，这五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中，试飞中遇到的困难可能比工程研制阶段更多，而徐勇凌作为试飞团队中的一员，参与了整个过程。
我曾和宋总争得面红耳赤
每遇到重大课题的试飞，宋总都会亲临现场。他和试飞人员研究攻关难题，经常熬到后半夜。总师、试飞员、机务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经常在冰天雪地或者烈日炎炎的工作现场举行讨论会，甚至要趴在飞机上进行实地试验，把空中遇到的问题逐一攻克。
“令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在2003年7-8月的空中加油试飞项目中，歼-10遇到了试飞中最大的难题和险情：战机在飞行中与加油管路发生碰撞。发生险情后，大家都很着急，宋总提出是不是试飞人员的操作引起的，而我正是这一试飞科目的唯一一名试飞员。在攻关会议上，我甚至和宋总顶撞起来，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徐勇凌回忆道。不过他强调，这样的争论并不是为了吵架，而是为了把问题搞清楚。“通过这样激烈的交锋和碰撞，我们达成共识，并在风洞试验之中找到症结所在。之后经过大量的地面试验和空中试飞，我们终于拿下了这个可以说是歼-10试飞阶段最难的科目，并创造了对接加油阶段100%成功的纪录。”
徐勇凌认为，歼-10的成功与宋文骢的谦和个性以及重视身边科研人员与试飞员的意见密切相关。在飞机座舱的设计与更改阶段，小到一个手柄的位置、座舱屏幕的布局，甚至头盔的设计、油门杆的形状，他都会和飞行员一起讨论。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总师就说自己说了算，而是非常善于并乐于接受试飞员的体验。
“最令我难忘的是歼-10定型大会，那是2004年的4月15日，我和宋总分别代表试飞员和设计人员发言。正是在这个会上，宋总诙谐地表示，‘18岁了，歼-10长大了’。”
徐勇凌记得，有一年的3月23日，他在半夜给宋文骢发了一条短信：“祝您和歼-10生日快乐。”徐勇凌讲到这里时禁不住笑了,“当时还没有微信，宋总就回了一个标点组成的横着的笑脸。虽然他是非常严谨、功勋卓著的工程技术人员，但也有像我们一样充满孩子气的真诚一面。之后每年的3月23号，我都会给宋总发去短信。今年的23日，我还会发短信，但想到再也收不到短信那头发来的笑脸，我就止不住热泪盈眶。作为他的学生和战友，我祝他一路走好!”
歼-10战机已经成为了中国空军的骨干栋梁，还积极对外开拓走向国门，传递中国高端制造的强音，但是回顾歼-10的艰辛研发过程，我们不得不由衷感谢宋文骢院士的辛勤付出。1984年，歼-10 战斗机项目正式立项，在研发之初曾受到多方质疑，当时中国正处于与西方的蜜月时期，大批西方公司拿着战机模型直接来中国推销，有不少人都认为直接购买外国战机就好了，比如说法国的幻影-2000、俄罗斯的苏-27战机，所谓“造不如买”，省钱省时又省力。资料图：机务人员正在检查歼10表演机的特设系统。
时任歼-10总设计师的宋文骢甚至被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点名提问：“我们的歼-10飞机，和苏-27有什么不同呀？”歼-10项目于1986年正式立项，1987年完成初步设计，1998年首飞，2004年定型，前后历经了18年的漫长岁月，这18年来，宋院士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歼-10的成长上。而在歼-10战机18岁成年后，宋院士驾鹤西归，像看着孩子长大成人的父母那样，了无牵挂的离开了他奉献了一生的事业。资料图：歼十战机做编队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