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从流亡开始，我们就努力建立民主制度。到今天，这个具备宪政的流亡组织，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政府……”2009年3月10日，十四世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发表上述讲话。但是7年之后，藏人“流亡政府”第二次选举“司政”结果即将揭晓的紧要关头，达赖喇嘛曾经的助手、藏人流亡政府首届噶伦赤巴（流亡政府领袖，现在亦称总理）——桑东仁波切，不仅拒绝投出自己的一票，更批评这次（司政）选举的整个流程，背离了全民民主的本意。
变异的民选
3月20日，流亡藏人新一届内阁司政人选被确认将在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和现任司政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之间产生。但是对于本次流亡政府新领导的选举，不满的迹象早已显现。不仅藏人
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宣布辞职，更有一名“流亡藏人官员”因不满“地方藏人政权”在“流亡政府初选”过程中支持舞弊，并在舞弊案发生时被“粗暴对待”而在印度自杀。“大选”争议频出，爆料不断，逐渐演变成一出闹剧。
在近90,000流亡藏人投票选举自己的新领导人的时候，2001年首次当选为噶伦赤巴的桑东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不仅拒绝投出自己的一票，更在3月21日声称，这次选举的整个流程，背离了全民民主的本意。
桑东仁波切于1959年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近60年以来，深受达赖喇嘛信赖，曾被视为“达赖喇嘛接班人”。此番他对于藏人
流亡政府新一届内阁司政选举流程的批评，颇耐人寻味。
宗教与政治成为藏人流亡政府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
桑东仁波切称他的观点仅代表他个人，他拒绝投票是为了坚持圣雄甘地的“以德报怨”的非暴力主张，但是藏人流亡政府的选举候选人们，却通过各种个人活动相互攻击或揭短来拉票造势。他认为，候选人们的这种做法，将流亡政府带向错误的方向。
对于桑东仁波切以及外界类似的批评声音，流亡议员格桑坚参回应称，在竞选活动中相互攻击或揭短来拉票造势是行民主之道、朝更健康方向发展。在大部分西方学者看来，多党竞争是民主的基本特征，而达赖喇嘛当年推行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却幻想它会是无政党分教派的全民民主。
达赖喇嘛的民主梦
达赖喇嘛逃亡到印度后，为与同情他的欧美国家实现民主政治制度“接轨”，遂开始推动流亡藏人民主化选举。2001年首次经过民选但受到达赖喇嘛支持的桑东仁波切当选首席噶伦赤巴。同时，流亡藏人议会得以以选举产生，包括来自藏传佛教四大宗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以及苯教代表（每个教派各2名），流亡欧洲代表、流亡北美代表以及卫藏地区代表。
2009年，73岁的达赖喇嘛再次呼吁藏人融入世界潮流，拥戴民主制度和民选领导人。2011年，因为“不希望自己的特殊身份成为西藏民主进程的障碍和负面因素”达赖喇嘛决定退出政坛，并将以达赖喇嘛名号所承担的所有政治权责交与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行政首长。当年的5月29日，相关文件得到签署，《藏人流亡宪章》也被修订。该法案标志着西藏流亡社区自愿进行政教分离。不过，人们相信达赖喇嘛依然对流亡藏人事务拥有强大影响力。
达赖喇嘛的民主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对者的抨击。《西藏流亡宪章》)2011年5月最新修正版）第8条规定，“凡在西藏领土范围内出生的藏人和在其他国家出生的藏人均为西藏公民。父母一方为藏人者其子女有权申请成为西藏公民。”也就是说，在西藏地区只有藏人才是“西藏公民”，而生活在西藏的非藏族人，哪怕他是出生在西藏，都不是“西藏公民”。相反，一个不生活在西藏的，比如从小就生活在美国的藏族人，哪怕他从未踏上过西藏的土地，也是“西藏公民”。此条规定，被反对者抨击为违背现代民主政治文明准则。以色列就因为这种做法，遭到诟病。
同时，令达赖喇嘛始料不及的是，经过近10年的运作，“西藏流亡议会”并没有成为整合各派力量的有力工具，却成为矛盾纷争的平台。最终这一“民主政治”的产物还要依赖十四世达赖个人的影响力才勉强维持。在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流亡藏人行政组织第十届至第十三届期间），由于无法选出“议员”，只能由噶厦提出名单后由十四世达赖喇嘛加以确认。作为流亡藏人“民主政治”的象征，“西藏流亡议会”不得不依赖于十四世达赖喇嘛而存在，其后出台的《流亡藏人宪章》更是正式给予十四世达赖喇嘛以超越“议会”和“内阁”的权力。
桑东仁波切抵制目前的内阁司政选举很难说没有达赖喇嘛个人的不满。正如他所批判的，恐怕目前民主实践虽然不免对立和攻讦，但达赖喇嘛恐怕对其撕裂流亡藏人的“副效应”始料不及。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之于西方民主制认识仍然缺乏深层次的了解，这大概正是他的“天真”之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