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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由地质出版社出版。书中记载了很多细节，这些细节几乎从未出现在此前的公开报道中。内容既有温家宝对日常工作的专业化描述，也有对生活的感悟，以及对未来政治理想的规划。温家宝书中写道，学习无一定计划，工作和生活也缺少目标，空费精力，磨人生命。人们常恭维说，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而在我看来，除了日益增长的虚荣之外，哪有什么意义呢？
《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收入温家宝1968年至1985年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的工作、学习笔记160余篇，手迹影印件632幅。这是温家宝从现存45本、400多万字的笔记中摘选的。共分为四大部分，分别记述了他在野外地质考察、管理、调研和学习研究的工作、生活情况和思想状态。例如书中写道，“手头上的书不够，就反复读几遍。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对我来说，为‘官’本是偶然之事，特别是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1960年到1965年，温家宝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1965年到1968年，攻读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温家宝赴甘肃工作，先后任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技术员、政治干事、队政治处负责人，地质力学队副队长，甘肃省地质局副处长、副局长。
1982年，温家宝离开甘肃，到北京任职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仅一年后，晋升为省部级干部，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1985年，赴中办工作，离开了工作17年的地质系统。
下为摘编篇章。
“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
我在野外观察时十分细心，一丝不苟。为了定一个点，有时要跑一两个小时的山路，从不敢马虎。在行内，有“遥测点”的说法，即通过远远眺望，可以看到岩石、地层、构造。但如果上去实地观察，就要攀很高的山，走很长的路。于是，有人就将远远看到的地质现象加以描述，并根据观察点附近的地貌特征在地形底图上定点了事。在野外考察中，我从未定过一个“遥测点”。因为我的良知不允许我那样去做。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哪怕多爬一两个小时的山，我也要到实地进行观测，认真地记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摘自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
“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才能弥补我资质的不足”
现在，同事们都在打扑克。我不愿在那上面多浪费时间。我想，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才能弥补我资质的不足，才能不空耗生命，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 1970年5月18日
“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
今天是劳动节，照例休息。准备节日晚餐，忙了一天。下午6时许，晚餐结束。有的躺下休息，有的下象棋、打扑克。我和往日一样，总是看书。手头上的书不够，就反复读几遍。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有时为增进记忆，就抄书。昨晚和今早，看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 1974年5月1日
“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
1976年10月，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内乱。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揭开历史转折的新篇章。人们心头久压的乌云一扫而光，大家精神舒畅，干工作的劲头都很足。
我个人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党中央提出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之后，我开始走上基层领导岗位。1978年12月，我被甘肃省地质局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党委常委，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
我非常关注队里职工们的生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尽可能地为大家多做些事。
我常常告诫自己，要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也不做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要做一个有学识、有头脑、有远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从担任领导工作的那一天起，我便下决心认真钻研科学技术，尽快熟悉地质工作的组织管理，不敢有丝毫放松。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
刚到政研室（1982年11月初，任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我对工作环境和人头都不熟悉，更不谙待人接物之道，甚至连学都学不会。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但是，我必须坚强地走下去。
经过接触，我了解到，政研室的几位同事业务扎实，对地质管理熟悉，文字水平高。和他们比，我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人地两生，面前的路很难。怎么办？我想，要自信，不要逃避困难，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勇气，凡做一事，定要排除万难，奋力前行。通往真理和成功的路，是崎岖的路，它只欢迎具有坚韧不拔意志的勇敢者。事实上，我在甘肃就是这样从地质队到地质局走过了十五年。我相信，靠自身的努力会走下去的，关键是要有学识、有建树。我暗下决心，一切从零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走下去。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人们常说，“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千里马”，但我要感谢那些认识我、了解我、信任我并给我锻炼机会的“伯乐”。没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没有像孙大光等一批令人尊敬的老同志，我仍可能还在大山里。因此，对我来说，为“官”本是偶然之事，特别是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我常想，生活对我是公平的。岂止是公平，甚至有些偏爱。机遇也是难得的，许多人比我有才华，但却没有我这样的施展条件。现在，主要是自己要有知识、有力量，有胆略。在这些方面，我还差得那样远，知识不足，经验不多。我必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学习和事业上。
1983年3月下旬，我在东北调研途中获知被增补为党组成员。我感到身上的压力平添了很多。
5月24日，部党组召开在京处级以上干部会，进行副部长人选民意测验。同时，对我在甘肃地质局的表现进行调查。民意检测的结果表明，我受到大多数人的信任。党组又集中大家的意见，将人选提交处以上干部讨论。我又得到干部群众的肯定，而且意见较为集中。孙大光对朱训说：“看来，我们没有看错人。”
10月10日，经中央批准，国务院任命我为地矿部副部长。我开始参与领导地矿部全局性工作。这一年，我41岁。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人们常恭维我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
我是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独身一人到兰州的，任职是省委七九年九月份批的。三个月来外出开会几乎占据了一半多的时间，其余主要是处理日常处务工作，根本没有什么起色，每日或参加一些会议，或批阅些文件，或坐在那里东翻翻、西看看，日子就这样从身边过去了。到了晚间，人们匆匆回家过那些小康生活，而我常独自一人默然呆坐。学习无一定计划，工作和生活也缺少目标，空费精力，磨人生命。人们常恭维说，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而在我看来，除了日益增长的虚荣之外，哪有什么意义呢？人的生命这样度过，该是多么可怕而又可悲啊！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 1980年3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