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一些迹象显示，中共最高领导层的“第二次改革开放”计划正在遭遇挑战甚至公开的阻挠。它包括来自体制内的所谓“庞大的政党和政府机器”，也包括对现状不满的非体制内声音。
3年前，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在三中全会上抛出了所谓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意图在自己任期内扫清邓小平版第一次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的政治尘垢和经济痼疾。在此之前，中共传统的执政模式和现实的政经局面渐渐显露疲态。
习近平改变中国面临的阻力不小(图片来源：Reuters/VCG)
新版本的改革开放希望是在保持红色江山不变色的政治前提下推进。3年间这项改革虽颇有斩获，尤其是在反腐领域，但是因为一方面触动了中共保守派力量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未能完全满足激进派的西化诉求。包括习近平等中共高层正在双方的撕扯和角力中艰难推进。而且，近两年“经济新常态”转型下的经济下滑、股灾债市风险加剧等转型危机有可能被政治化，激化民间对“改革”的不满情绪。
3月份，各种公开信犹如群魔乱舞，包括南都离职编辑“无法跟着你们姓”公开抵触“党媒姓党”涉嫌炒作显露的裹挟民意倾向……越来越多迹象显示，就像戈尔巴乔夫当时的遭遇那样，有人在阻挠改革，也有人试图引导中共放弃“政治前提”。
首先，中共体制内的保守派正在以惯常的“软暴力”形式阻挠改革，而且不仅仅来自于高层，而且遍及党政军中的既得利益层。
事实上，这很容易理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革亦同样是“与虎谋皮”的危险买卖。中共十八大后的改革指向了几乎整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反腐运动打击了相当一部分人，整风“剥夺”了党政军等国家机器的大量特权。尤其是军改旨在破除根深蒂固的军队派系格局，一度被认为是有可能诱发“枪杆子”不稳的危险动作。
如同苏联时代，中共官场也在长期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背景下显露官僚集团甚至权贵化的迹象。他们希望维持中共权力“无远弗届”的政权统治秩序，以便于在整个社会阶层分野中享有充分甚至更大的特权。
在此背景下，尽管他们不敢公开表示对改革毫无兴趣，但是却习惯于搞“软对抗”。“阴奉阳违”甚至暗中破坏，应该是自古以来的通例。1986年戈尔巴乔夫发现自己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动员全被按兵不动的庞大的政党和政府及其所“消化”，举国充斥着“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的质疑与反问。
有评论人士早前曾警告，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干扰或“误读”改革顶层设计；部门本位主义的“选择性执行”；基层干部群体的“雁过拔毛”行为和畏难、抵触情绪；分众化小团体汇成“民意集团”的冲击，此4类皆是阻挠改革的重要力量。这也可以解释李克强曾对“处长治国”的愤怒，以及习近平本人对“中梗阻”的深切忧虑。
此外，不独这些消极动作，体制内的保守力量还有可能主动出击，去试图通过某些动作扭转“改革”方向，强迫其回归原位。
其次，尽管中共在十八大后采取的部分动作为其重新赢得了政治声誉。然而，它依然没有“满足”激进派的要求，甚至某些操控“航向”不失红色江山前提的动作被这些力量打上保守和“反动”的标签。
在此，需要澄清的是，所谓激进派应该包括朝野内外，政治上倾向于西方政治模式的激进自由派，以及经济上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诉求的既得利益。
如今的中国已经历长达30多年的改革开放，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在此过程中逐渐消解殆尽。同时，它造成了两个意义深远的影响，一是思想领域受到冲击变得更加多元，中共党内外对西方政治价值框架有了相当的认识和接受，其中部分人逐渐成长壮大为异于“官方正统”的力量；其二，得益于经济高速增长，朝野之中也逐渐成长起来一部分倾向于彻底否定公有制为主经济模式、无限倒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利益体。
当年辛子陵等中共老人提出社会民主党“改造计划”并非偶然。同样，当下任志强等中国经济腾飞中获益的群体宁可放弃红色血统也力主建立西式民主政治，也很难相信仅仅是异类孤例而已。
苏联的“新思维”放弃苏共执政的政经前提，曾经激活了各种政治势力。当时无论是否接受境外的支持，对西方普世价值怀有好感的激进自由派力量在此后的社会转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对中共来说，应该是很难不予考虑的历史教训。
当下的中国很难说激进气氛消退，而激进的、具有诱惑力的口号对每一政治力量都是重要的力量根源。所以需要“警惕”的是，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有可能以“民意”的名义发难，裹挟并放大对现状不满的民意，鼓噪民粹主义的泛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