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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秘书鲍彤曾对律师张思之说，几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跟每个人都打过交道，为每个人服务，水准最低的就是李鹏。李鹏觉出鲍彤从心底里瞧不上他，有三件事，更惹得李鹏恨恨不已。张思之说，鲍彤案有个背景，就是李鹏非要整鲍彤。本文摘自2014年6月8日《亚洲周刊》，作者江迅，原题为《六四真相再揭张思之新书披露内情》。
2015年1月14日，赵紫阳的前助手鲍彤抱着赵紫阳的照片,纪念他逝世十周年（图源：Reuters/VCG）
真相是历史的生命线，是历史的灵魂。1989年“六四事件”25年了，“六四”迷踪依旧。随着时间推进，你所不知道的六四真相正一层层揭开。记忆的碎片，割断了一些人对历史的敬仰与怀念，喧嚣蒙蔽了眼睛，欲望扭曲了心灵，有人淡忘历史，有人忽视真相。不过，当每年走近“六四”，总会有当年事件的亲历者，梳理出事件的某一片段的历史真相，唤醒不该忘却的历史记忆。6月初，一部《行者思之》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推出，首度公开了当年“六四事件”前后的一些真相。作者是京城大律师张思之。
近期，张思之再度成为舆论聚焦人物。20天前，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行合伙人浦志强，与十多位朋友相聚研讨纪念六四，被北京警方带走调查，当局以“寻衅滋事”名义刑事拘留浦志强。张思之便是此案辩护律师。
这位被国人视为“良心律师”的“中国第一大律师”，其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共和国法治史。张思之在《行者思之》一书中披露了不少早先无人知晓，或者有所传说而始终未经证实的一些真相。书中，他详细回忆了当代中国一些最敏感的重案：林彪江青两案、王军涛案、鲍彤案、魏京生案、高瑜案、郑恩宠案、李显斌案、李庄案等，其中王军涛案、鲍彤案，就是与“六四事件”直接有关的两个大案。
用北京文化人、张思之好友章诒和的话说，1989年5月的一天，京城有两个人被关押：一个关在家里，他叫赵紫阳；一个关进秦城，他叫鲍彤。鲍彤，原中共中央委员，曾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0年起任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六四事件”中被撤职，于5月28日被捕；92年3月，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7月，因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96年5月刑满释放。此后，鲍彤一直生活在当局的软禁中。
据悉，鲍彤目前身体健康状况尚好，近年的眼疾正逐步缓慢恢复中。日前，他透过某种渠道对亚洲周刊说，2014年年初，当局就告知他，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前，不得接受媒体“关于“六四”内容”的采访。鲍彤认为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看法，“该说的也都说了，看法至今不变，而且更具现实意义”。也就是说， “邓小平当年作出的武力镇压的决定是错误的；这个应当由中共当权者纠正过来，而且越早越好”。
当年所谓“泄露国家秘密罪”，是指控鲍彤的头条大罪。当时，京城戒严，军队进城，戒严令下达，赵紫阳辞职等等，在公布前都是国家机密。亚洲周刊早于两个月前就率先获得张思之的这部《行者思之》书稿。在书中，张思之说，1992年7月14日，他与杨敦先教授一起去秦城监狱，作为律师第一次会见了“89零一”，即鲍彤在狱中代号。鲍彤对张思之讲述了所谓“泄露国家秘密罪”的来龙去脉。他说，8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上斗争激烈，赵紫阳表示：“现在的组织决定，我很难执行。”邓小平当即讲了一句：“你现在还是总书记哦！”
张思之认为，邓小平的这个表态对鲍彤案非常重要，它表明，5月17日邓小平还没有下决心免去赵紫阳职务，还让赵紫阳把责任承担起来。尽管国法、党规都没有赋予邓小平这样的特殊权力，但当年的实际状况就是他说了算，他承担着“太上皇”的职能。
鲍彤告诉张思之，赵紫阳当时没吭声，会就散了。人都走了，李鹏没走，追着赵紫阳说：“紫阳同志，你要小心，你身边有坏人，有泄密的问题。”赵紫阳后来跟鲍彤讲：“我知道他是在影射你，就回了他一句：李鹏同志，讲话要有证据。李鹏说，“我有证据，但现在不往外拿”。”
李鹏在《李鹏日记》里描述说，89年5月18日上午11时，李鹏与学生代表对话时说：“同学们提的这场事件的责任、性质问题，我理解。我作为总理，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今天在这里不讲……”。“这里不讲”就是“现在不拿”的意思。
张思之在书中说，赵紫阳听李鹏说有证据，就问鲍彤：你到底在外面干什么了？有没有问题？鲍彤说：“紫阳同志，请你放心，我一点问题也没有。”赵紫阳说：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接着，赵紫阳告诉鲍彤，“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戒严，我服从，但我执行不了。因此考虑辞职，你现在替我起草一个辞职书。” 鲍彤当场一挥而就，赵紫阳一字未改，说“好，就是它”。辞职书拿给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请杨尚昆转邓小平。杨尚昆一看急了：“紫阳同志，你不能这么干，这么做不是授人以柄、火上浇油吗？无论如何得收回去。”赵紫阳考虑到杨尚昆讲得很诚恳，当晚收回了。
鲍彤做完此事，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随即临时召开会议，说这么晚把大家请来，是因为情况可能会有变化，“我也许不会再跟同志们一起工作了，今晚的会可能是最后一次。今天讲这个，只是对大家负责，不对外”。有人就插了一句，说咱们内部不会有叛徒。恰在这时进来一个人，恰是第十三名，于是有人开玩笑说：这不是“犹大”来了嘛。就是这么一个会，鲍彤在会上一字未提赵紫阳的工作，根本不存在“泄露赵紫阳将要离开总书记岗位的机密情况”。
当年，鲍彤接着对张思之讲，“至于说我搞“反革命煽动”，更是无稽之谈，他们举出的当事者都还在，很容易查清楚。你们看看案卷也许就都明白了”，因此他对这一点没有深谈。
谈话中间，杨敦先去卫生间。鲍彤看他远去了，立即直望张思之，一边用手往自己脑袋上提，一边问道：“他怎么样？”张思之不知从何处来的灵感，悟出“他”指的是赵紫阳，立马回应道：“他很好。身体很健康！你放心。”尽管说的是实情，但心里却酸酸地，有泪欲流。鲍彤接着说：“他好就好，只要他好，一切都会好。我无所谓。”这话发自肺腑，张思之深深地感到，他们之间够得上“战友情深”。
李鹏觉得鲍彤瞧不起他
当年，鲍彤曾对辩护律师张思之说，几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跟每个人都打过交道，为每个人服务，水准最低的就是李鹏。李鹏觉出鲍彤从心底里瞧不上他，有三件事，更惹得李鹏恨恨不已。第一件，是李鹏携夫人朱琳访日。他们到东京的翌日清早，夫人发现项链不翼而飞，报案说多少多少克拉，多么多么贵重。日本人十分紧张，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他们把房子翻了个底，终于在沙发缝里找了出来。精明的日本人拿去作化验，结果证明这是条假货。日本人跟中国驻日大使馆如实说了这一情况。大使馆报告北京外交部，外交部上报中央。鲍彤一看材料就火了，认为有失国格，说朱琳应作检查。
张思之说，第二件，李鹏把毛泽东的游泳池占了，还要重新精装修，一下子花了几十万。那个时候的几十万是个大数，财政就问这笔钱怎么报，问题搞到书记处，鲍彤说，毛泽东的游泳池本来就够高级了，还要重新装修，够浪费的啊。这又刺痛了李鹏。第三件，一天晚上，北京朝阳区公安局抓到了两个酗酒闹事的年轻人，其中一个进去就说：“你们抓我？我是李鹏儿子。”公安一听，不敢信也不敢不信，打电话一问，果然是李公子，就把人放了。但事情报到中央。鲍彤一看上报材料，说李鹏家教不严，应该检讨。
据张思之透露，邓小平为什么也讨厌鲍彤呢？导火索是电台广播了赵紫阳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一段谈话，说我们党形成了这么一个惯例，处理问题还得依靠邓小平的经验和智慧，重大问题还要请教邓小平，由他拍板。据说，邓小平听播音时，说：为什么赵紫阳这几句话的声音放得特别大，这一定是鲍彤给电台打的招呼，搞的小动作。他为此特别恼怒，直到对鲍彤起诉前，乔石委员长批示说鲍彤的问题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硬让邓小平否决了。可在这之前，邓是非常欣赏鲍彤的。他复出之后就科技问题所做的报告，受到广泛的称赞。那个报告题为《科学的春天》，就是出自鲍彤的手笔，邓小平十分满意，说“一个字也不改了”。邓小平对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也曾一再讲，“一个字不能改”，他当然清楚这个报告也出自鲍彤之手。怎么稍有分歧一夜之间就成“反革命”了。张思之说，如此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这是丑恶的政治反复，太丑了。
张思之说，鲍彤案有个背景，就是李鹏非要整鲍彤，张思之想透过为鲍彤辩护，触动一下整人的人。他说：“在“六四”事件中，李鹏和陈希同公开造谣，目的是为了害人，这不能容忍，所以要触动一下，别的律师这样做难度很大。我办当然也有风险，在这点上我的思想准备比办王军涛案还要充分。”
鲍彤案是“六四事件”的大案之一，同样，王军涛案也是一桩大案。张思之自称，王军涛案是他第一个政治案件（林彪、江青“两案”不能作数）。王军涛，1958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为中国民主活动家。89年12月4日，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报》指责其“煽动、组织、指挥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案犯”。王军涛曾任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六四事件后在国内逃亡。90年11月24日被捕入狱，以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十三年。94年，王军涛被以“保外就医”的名义直接从监狱送飞机飞往美国。06年，王军涛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担任纽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当代中国的文宣与思想工作研究计划的博士后研究员。现居美国的王军涛，2010年与王有才一起当选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
从王军涛案看学运领袖
说到王军涛案，张思之说，有位学运领袖的证词很不光彩。他查阅卷宗，特别留意几个主要的学运领袖给控方提供了什么东西。没料到，其中有份供词一副奴颜，说法骇人听闻：“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切行为，我在指挥部的一切作为，都受王军涛指挥”，“王军涛是我的教唆犯”。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思之对此人很不谅解，甚至后来有人请张思之为他辩护，张思之毫不犹豫找藉口回绝了。他认为，坐了共产党的牢，顶不住，交代问题，他不但理解，而且会谅解，要允许人性有弱点。关键是不能拉扯别人垫背，更不允许害人，那是背叛，更何况你这是“恶毒攻击”，自命领袖，统领“学界”，怎么还受人“教唆”？什么叫教唆犯？官方都给他加不上这个罪名嘛。张思之说，“现在不必点出那位领袖大名，他年轻，还要做事，该给他留点余地。至于是否自省，那是他的事”。
张思之说，一对比就见高低。有份审讯笔录，王军涛对公安讲：“有关别人的问题，你们已经问了我几十次了。我明确告诉你们，今天谈这个问题，这是最后一次，今后不再谈了。我可以说的是：凡是涉及别人的问题，统统以对方讲的为准，我承担责任，不必再问我。”张思之说，谁曾见到过这样的证词？掷地有声，光明磊落！人格上的差别多么大。
张思之答应为王军涛辩护之前，并不认识王军涛。张思之知道1980年北京大学生竞选风潮，但并不知道王军涛是竞选活跃分子。后来才得知王军涛在学术界、知识界的份量和影响，他大惊而自叹孤陋寡闻。透过会见接触，张思之加深认识王军涛，从而形成重要观点：王军涛之所以上天安门广场，是执行中共中央统战部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说服学生退场，为欢迎戈尔巴乔夫访华准备条件，结果没能完成，当了阎明复他们的替罪羊。帮助党组织执行任务，反而成了罪人，这是黑白颠倒。
至于王军涛的政治立场，张思之的总体印象是：一个“保皇党”。陈子明也一样，骨子里都是保皇党。张思之说，总也想不明白，一个以“革命”为旗帜的政权，对一个保皇党人，竟视为反革命而判刑，不荒唐么？
张思之认为，将王军涛归为保皇党，第一，他的基本观点是维护这个政权的，要加强当政者的行政权威，这都见诸他的论文。张思之在辩词里说，“王（军涛）拥邓（小平）十年一贯”，他认可。包遵信的《五·一七宣言》，王军涛拒绝签名，就是因为里面有反邓小平的文字。第二，在那个历史阶段，他们的主要活动是搞社会调查，结合实际，从理论上说明应当改革以及怎么改革，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与改良现政权。他们选了两个点，一是经济发达的特区，蛇口；一是落后地区，延安。蛇口调查已结束，调查报告完全肯定了蛇口模式。延安调查也已完成，回到北京正在商讨调查报告，提供当政参考。为此他们决心不介入学生运动，不去天安门广场。他们当时就有个预测，只要一介入，肯定被打成“黑手”。这个判断还真有先见之明。因此，他们就一心一意地天天开会搞总结，想抓紧完成调查报告，没介入那场学生运动。
张思之说，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5月15日访华，要在广场搞欢迎仪式。可是学生并无“撤”意。统战部开会研究，谁也没办法。当时的青年社会学家，现为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说，王军涛在学生中有威信，现在只有请他出山。部长阎明复立马说，你快去请。于是，郑也夫奉命找到王军涛说，中苏两党言和，事关整个世界格局，是大事，你不能坐视，以大局为重吧。王军涛答应了，这才去了天安门。
王军涛立场是维护国家
张思之说，他哪里有打倒这个政权、分裂国家的意思，相反，是维护的立场。再从王军涛一系列言行来看，不论是参加1980年北京大学生竞选，还是后来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的观点只是有些超前，绝没有越出中共允许的范围。一审已经判他十三年了，他还拿出发表在《国情研究》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中国当前需要行政权威》，让我作为证据提交二审法庭。这更是“保皇”的铁证。所以我说，整个审判自始至终都非常荒谬：恨铁不成钢也是罪，也有罪。
王军涛案，两项罪名，五条“罪状”。开庭那天，公诉方指控的所谓“颠覆”罪行有四条，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一条。张思之说：“庭审调查自始至终没敢让证人出庭。陈子明、周舵、刘刚等人的证词，以及我们提交的几份书面证言，都对王军涛有利，足以否定指控，也不予质证，干脆否决了。”他的辩词长达七千字，基本观点可用一句话归总：“起诉书意在指控王军涛是“四月北京动乱”的策划者和“黑手”，然而都没有举出令人信服的可靠的证据。”
你辩你的我判我的
张思之在书中说：“事后总结这份辩词的特点，我觉得主要在于：通篇对案中事实做了条分缕析，逐条彻底地驳倒了所有指控。然而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这种状况已成通例。辩论终结，王军涛的最后陈述终了，审判长宣布休庭评议。六十五分钟后宣读判决。那么冗长的判词，一小时之内何能做出？连“走过场”都不能及格。我们提出那么多证据，竟然统统不予理会，我们讲了那么多可信的理由，居然没有一个字反映在判决里，日后写中国审判史是应当对你们这种做法留下一笔的。”二审判决书下来，毫无悬念：维持原判。
《行者思之》一书由张思之口述、孙国栋整理。北京《律师文摘》主编孙国栋说，张思之原本就是一部大写的书。自2011年3月起，每周三的上午，孙国栋就乘坐一小时地铁，九点钟准时推开张思之家门，三小时里，张思之打开记忆闸门，打开历史宝库，娓娓道出传奇一生。
他说：“先生说到得意处，哈哈大笑；说到动情处，泪光闪闪；说到愤激处，拍案而起，同时爆出粗口：“他妈的！”我听得如醉如痴，不觉时光流逝。接下来，陪先生共进午餐，两杯酒下肚，先生童颜鹤发，思维愈加敏捷，谈兴丝毫不减。席间的趣闻逸闻佳话笑话，与口述自传相映成趣，另有一番风情。先生精力过人，三个小时口述后依然声若洪钟，毫无倦意；先生记忆力亦惊人，细微之处毫厘不爽。”孙国栋认为，“六四”后，张思之为鲍彤、魏京生、王军涛等政治犯辩护，屡败屡战，更奠定了中国第一大律师的地位。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史，他不懈抗争正是一代法律人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写照。
“六四”作为中国当代史的重要事件，它的真相不会被时间的车轮碾过，被历史的风沙掩埋。真相，让人们离事实更近，而不是遗忘、粉饰。历史容不得虚假，真相不能沦为价值取向的附庸。遗忘历史，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身处“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国人更需怀抱历史、从历史星空探取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