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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当某种特定类型的犯罪发生时,有经验的侦查员几乎第一时间就能判断出嫌疑人来自何方。假如电动车及电线电缆被窃,多半是本地窃贼所为;而疯狂盗窃沿街店铺的往往是东北籍嫌犯,高档轿车则要考虑河北献县方向,徒手爬楼入室盗窃的几乎可以肯定是四川凉山人,技术性开锁入室的盗窃团伙一般来自江西宜春,而青海化隆则是造枪基地。
公安部统计,犯罪高危人群分布几乎涵盖了中国每个省份(图源:VCG)
据大象公会报道,上述案件要么目标特定,要么需掌握较高端的工具(特种轿车解码器)或技能(出众的攀爬能力,开锁技巧等),所以极易锁定特定籍贯人群。这类以籍贯区分的嫌疑人在公安系统内被称为犯罪高危人群。他们所属的地域被称作犯罪高危地区。如早年间,广东省公安厅出动3,000多名警力围剿的博社村,其所归属的陆丰市即为中国制毒贩毒的大本营。
在外人看来,这种分析归类或许带有地域歧视之嫌,但它确实符合统计数据和警方内部办案经验。通常所说的犯罪高危人群,基本以盗窃、诈骗、抢劫等侵财类犯罪为主,作案踪迹遍布全中国。近几年来这三类犯罪已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70%以上。
根据公安部统计,犯罪高危人群分布几乎涵盖了每个省份,其中又以河南、安徽、湖南、江西、贵州、广西、海南等地最为集中。这些地方不仅犯罪高危人群规模较大,而且犯罪类型多,并能推陈出新。
河南及安徽阜阳、亳州等地的高危人群,以传统的诈骗为主,科技含量低,侵害对象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中老年农民。广东深圳等毗邻港澳的发达城市,主攻高科技犯罪,偏重于利用新兴的电信及网络平台实施诈骗盗窃,属于犯罪产业链的上游,并辐射带动了一大批周边省市的高危人群,而且其犯罪模式较少与受害人直接接触,人身危险性低。
江西湖南等地民风彪悍,犯罪目标较大,危险系数高。湖南桑植高危人群专门撬盗工矿企业保险柜,涉案金额极高,娄底双峰籍高危人群擅长PS裸照敲诈各地高官,江西上饶籍高危人群盗窃公墓骨灰盒勒索家属,目标往往选定中产以上阶层。江浙及福建以造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为主。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在这些犯罪高危地区,为贼为盗不仅没有道德负担,反而是乡民艳羡的对象。在贵州黄平,年轻姑娘青睐的是靠外出撬保险柜发财的男性,遵纪守法在家务农的往往被人瞧不起。
受制于人口、资源、地理位置和产业布局经济政策等诸多因素,中国的区际经济发展并不均衡,中西部地区要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和北上广等经济群。城乡差距、地域差距使以犯罪来平衡被剥夺感甚至具备了某种“正当性”,高危地区及人群以这样极端的方式“融入”社会分工,强行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争夺生存资源。
来看一组数据:某年山东省济南市共立刑事案件73,336起,其中外来人员作案43,634起,占59.5%;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7196名,其中外来作案人员8,258名,占48%。其中,抓获外省犯罪嫌疑人5,818名(分别为东北籍1204名、安徽籍803名、河南籍731名、江苏籍679名、贵州籍653名、云南籍614名)。北京等地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甚至占80%以上——某种程度上,犯罪在中国成了一种另类的先富带动后富方式。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情况呢?原因有很多,而主要还是贫富差距在日益增大。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但大批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融入城市,他们多数文化程度低,缺乏职业技能,只能从事收入不高的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效果上相当于将他们驱离城市。政策和感情的双重歧视下,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挫败感。
当融入城市的梦想最终破灭,回乡又没有立足之地时,一方面是为了生存,一方面源于失衡的心理,很多人主动走上犯罪道路。他们以同乡和亲缘为纽带,互相传授犯罪经验,结伙作案。一些人常年在外流窜,另一些人学会犯罪技能后回到家乡,传授给宗亲朋友,交叉结伙,外出作案,得手后回乡销赃及躲藏,在宗族掩护下逃避侦查打击,犯罪带来的暴利不断吸引新生力量加入,于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犯罪之乡。
犯罪高危人群和犯罪地域化的现象,其实是刑事犯罪类型化、专业化的逻辑延伸。如果将这类犯罪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则不难理解犯罪之乡的形成——犯罪技术的学习和传授,不像正常的技术可以公开获得,它高度依赖熟人、亲戚之间的信任;越是技术门槛高,需要配套系统支撑的犯罪手段,其地域性垄断特征就越强烈。
另一方面,犯罪之乡的形成还与地区经济差异及特定的民情紧密相关。譬如儋州是海南第一大县级市,人口众多且构成复杂,客家人和黎族苗族混居,社会治安较差,黄赌毒泛滥,经济不发达,是多种类型的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深圳及广东籍网络诈骗团伙把儋州发展为下线和根据地,雇佣大批儋州籍青少年参与作案,且分工明确。当地甚至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有人负责盗窃身份证,有人负责用他人身份证开设诈骗用银行账户,有人负责具体实施诈骗,有人负责提款分赃。下属的那大镇甚至出现了一个二手身份证交易市场,可以在此成批购买他们丢失或被盗的身份证。自2006年至今,受骗者遍布全国。儋州还是“金砂诈骗”案件的高危地区。源源不断的犯罪收入又带动了当地娱乐业的发达,导致社会治安进一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