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近几日，中国最热门的财经新闻，恐怕非商业银行债转股莫属。根据陆媒报道，一位国开行高管日前表示，首批债转股的规模已确定为1万亿，预计将在三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化解商业银行的潜在不良资产，在此之前，个别银行、企业已经完成或推出了债转股方案。
有分析认为，此举可以让银行获得更加灵活的不良资产处置手段，通过筛选出相对优质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银行可增加收益。同时也降低了企业资产负债率，有利于企业去杠杆，拓宽了企业潜在的发展空间。
这也体现中国决策层的战略意图。3月24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用市场化办法推动债转股，探索用债转股降低企业杠杆。紧接着，中国农业银行、招商银行高层纷纷表态，称对债转股高度重视，具体方案经研究后会很快出台。
很显然，这是中国决策层为避免银行系统风险、缓解企业 偿债压力、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权宜之计。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不仅严重制约着实体经济，更对央行形成逆向捆绑。如果央行银根紧缩，造成 银行资金面紧张，必然通过传导效应，让依靠旁氏融资（借新还旧）的众多企业走向破产，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反之，如果央行持续降准降息，为银行提供充裕的 流动性，在美联储加息背景下，长期则对人民币汇率构成不利影响。
再者说，央行货币无限宽松，也极易产生道德风险。如果央行无休止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将让银行和企业更加有恃无恐，这样一来，在廉价资金促成的无效投资裹挟下，企业整体负债率将空前放大，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和通胀情形将更加严重，硬着陆不可避免。
中国商业银行债转股备受各方关注（图源：Reuters/VCG）
不过，商业银行“债转股”操作过程中，无疑将遇到以下几大难点。首先，中国商业银行虽有政府和央行做靠山，但在实际经营中仍发挥“逐利”的属性。即便执行政府战略意图，也必然优先挑选相对优质的企业。如果采取“一刀切”不加以甄别，无疑遭造成未来账面损失。
业内人士分析称，中国很多银行想法是，希望在朝阳产业 和存在发展空间的行业中，选择有核心资产，能被资本市场认可的企业，与投行联手，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对关注、可疑、次级三类贷款进行债转股。考虑到债务 不良的企业并非都是上市公司，股权变现非常困难，进入资本市场希望渺茫，退出渠道非常有限，实行债转股对银行来说并不划算。
再者，债转股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实体经济转暖，众多企 业走出低谷，通过股票市值增值的方式让银行出现盈余，否则，银行手中持有的股票价值将持续缩水，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仍将凸显。届时，为补充必要流动性，央行 仍将被迫成为最后“买单人”。同时，经济低迷环境下，众多企业通过资产重组上市，很可能导致吸血效应，诱发股市又一轮探底。重塑繁荣股市，需要政府从根本 上让权让利，并最大程度提振内需，目前环境并不具备。
另外，此举极易诱发寻租腐败现象。例如，银行和企业管理层相互勾结，债转股之后顺势在资本市场套现，进而让投资者为一己私利买单。这种情况在中国屡见不鲜。
早在1999年，为处置国企不良资产，中国曾经展开过 一轮债转股。当时采取的方式是，在政府指导下游中介机构进行转换，而商业银行并不直接持有企业股权。资料显示，当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管了商业银行手中不 良资产，并在10年之内完成了转股和退出的全过程。而资金来源主要又当时中国财政部注资，配合上央行再贷款方式。其中，财政部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提供了 100亿资金(1人民币折合约0.1546美元），央行发放6,041亿再贷款，同时资产管理公司向商业银行和国开行共发行了8,200亿金融债券。
更重要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虽经历一轮改革阵痛期，但人口红利尚未充分发挥，对外出口处于发轫阶段，国内基础建设空间尚存，国企经过整改之后，可以分享庞大出口和城市化建设进程带来的红利。
目前，这种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只有经历一轮充满动态的调整，并改变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打破金融垄断格局，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商业银行自发性改革，是又一绕不开的环节。
唯有让中国银行业从“政治任务”中解脱出来，充分发挥 市场职能，才能倒逼其注重业绩的提升，在最大程度上排除不良贷款所带来的风险隐患。如果继续让其以政府和央行为最后依托，保持“唯我独尊”的垄断格局，经 营低效和庞大坏账的情形将不可避免。同时，也很难减轻民企的融资压力，社会创新停滞不前、社会生产力低下的问题将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