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中国外长王毅4月5日至6日访问缅甸，成为缅甸新政府成立后首位访问的外长。此前3月15日缅甸新总统廷觉当选当天，习近平就向其发去贺电，昂山素季3月30日当选为缅甸外长之后，王毅也是第一时间发去贺电。
值得指出的是，在缅甸新政府成立当天，奥巴马发表声明 祝贺，在廷觉被当选为缅甸总统时，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也曾发表声明表示祝贺，越南、印度、日本、新加坡和印尼等国也在廷觉当选为总统后一两天发去贺电，但是没有单独向昂山素季发去贺电。相比于习 近平直接打电话示好，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只是在推特上发文表示祝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发去贺信。
由此可以看出，在缅甸新政府成立后，中国抢先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迅速出击，展示深化合作的意愿。那么，中国为何会如此迫切希望与缅甸新政府合作？这又说明了什么？
胞波深意
王毅6日在与缅军总司令敏昂莱会谈时指出，中缅两军交 往是中缅“胞波”情谊的重要组成部分。5日，王毅与昂山素季会谈时，表示此访充分体现了中缅两国人民的“胞波”情谊。习近平在3月15日发给廷觉中的贺电 中也指出，中缅两国“胞波”友谊源远流长，而此前胡锦涛在给吴登盛的贺词中并未使用“胞波”一词。“胞波”一词频频被中国领导人提起可以看出，中国还是将 与缅甸的关系定义为“胞波”，或者是希望中缅关系仍然停留在这一层面。
缅甸人习惯称华人华侨为胞波，意为兄弟。中缅1950 年建交之后，因为边境争端问题的存在，中缅外交层面并没有提“胞波”情谊，直到1960年，边境争端解决后，中缅领导人和媒体开始频繁使用“胞波”一词， 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官方媒体报道和两国证实发表的联合公报、会谈声明中都可以找到。
中国外长王毅与缅甸外长昂山素季会谈(图源：新华社)
不过，1967年的仰光排华事件导致中缅关系破裂，直 到1975年缅甸总统奈温访华，双方关系才得以恢复，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也对此予以重申，自此之后，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中，或者是双方官方报纸的社论和报 道中，“胞波”一词频繁出现，一直持续至今。2013年4月缅甸总统吴登盛访华期间，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也强调了双方的“胞波”关系。2014年11月， 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缅甸期间双方的联合声明同样也高度评价“胞波”友谊。
如今，无论是习近平还是王毅，在民盟上台后频频提“胞 波”关系，也是为了延续中缅关系发展的大局，防止中缅关系因新政府的上台而出现较大的变故。毕竟，2011年3月吴登盛政府上台后，为了加快民主转型，社 会日益多元化，缅甸民间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不断，中缅关系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波折。中国对缅甸的投资呈现大幅度缩减，包括包括缅甸北部密松水电站 （Myitsone）在内的一些中国投资大型项目也都陆续被喊停。甚至缅甸军队2015年对缅北果敢同盟军的打击也殃及中国，飞机多次越境进入中国、炮弹 进入中国境内，给中缅边境地区安全和两国关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昂山素季一直以来是西方国家眼中的民主“斗士”，也曾 一度反华，不少主张和做法是中国所忌讳的，加之中国与之接触较少，中国不免会担忧民盟因为要推行民主，会采取更加反华的措施。中国还是将中缅关系定义为 “胞波”关系，就是希望在民盟的带领下，缅甸不会再次出现1967年的排华事件，中缅关系不要再次经历破裂。同样，中国也是向民盟发出信号，纵使中缅有不 少分歧或者隔阂，两者都可以弥合，都可以努力保持双方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不变。
中国外交转型的标志
中国长久以来只注重于执政党关系的发展，与民盟的接触 少之又少，最近的一次接触也是2015年昂山素季访华。相比于与中国的关系，昂山素季与西方的关系更为显眼。中国与民盟关系尚不能称之为如此紧密，那么， 王毅为何接受了昂山素季的邀请？有分析认为，这代表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外交上开始打破传统与反对派 接触，覆盖范围之广、对象性质之杂都是前所未见的，例如，习近平已经接见了印度的反对党国民大会党主席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泰国反对派领袖阿披实（Abhisit Vejjajiva）和新西兰反对派领袖、工党前党主席安德鲁•力特（Andrew Little）在内的一系列反对派人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紧随其脚步，接见他国非执政党50余个。除此之外，中国还与为数众多的反政府武装维持着接 触，其中包括叙利亚反对派、利比亚反对派、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塔利班和苏丹南方最大的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等。
长久以来，中国外交太过“黑白分明”，只与执政党接 触，殊不知，各国国家的执政党并非一成不变，政党轮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如果中国执意苛求只与执政党接触未免太过狭窄，甚至一旦在野党获得政权后，中国政 府的境地会非常尴尬，中国国家利益也因此受损，中国在委内瑞拉和斯里兰卡的投资就已经提供了教训。
因此，在民盟上台后，北京迅速与之接触，表明中国已经 步入外交转型阶段。中国不再受困于意识形态的限制，转而以国家利益为依据，这是中国外交走向成熟、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这也是习近平上台后提出的“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体现。而这，无疑也为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政党的关系上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