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如何才能为“福利国家”正名？通常的答案是，福利国家是富人帮助较不富裕群体的一种方式。但这并非福利国家的唯一角色。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尼古拉斯?巴尔(Nicholas Barr)所言，福利国家还是一个“存钱罐”。更准确地说，它是市场的替代，是私营部门无法提供的。
抛开教育或医疗等服务方面的支出不算，我们只看支付给个人的福利，如住房补助、给予就业者的税收减免及养老金。在英国，此类福利支出的规模相当大：占2014-15年度总支出的33%，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5%。
短期来看，福利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再分配。国家的这个角色无疑在任何时候都很重要。但在危机之后尤其重要，因为危机使得整体经济规模比所有人的预期都小很多。伦敦智库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得出的结论是，从比例来讲，2015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税收和福利改革将使最贫困的那部分人口首当其冲。相对富裕的人群本可以肩负起其中更多的负担。但政府不这么做。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决定他们是否认为这是对的。
这样的决定本身就会产生重大、长远的影响。例如，如果削减福利降低了父母抚养子女的能力，由此造成的长远经济和社会影响可能极具破坏力。可能只有观察福利国家对人的整个生命周期的影响，才能得出一些更深刻的结论：就像在居民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一样，福利国家似乎还在个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对收入进行再分配。
伦敦财政研究所去年公布的另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这项研究分析了税收和福利制度对1945年至1954年之间出生的人口（婴儿潮一代）造成的影响，并归纳了四大结论。
首先，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收入不平等远远没有任何一年严重。这是因为很大比例的不平等都是暂时的，这或者是年龄增长导致需求不断变化的结果，或者是暂时冲击造成的。
第二，因此，超过一半通过税收和福利进行的再分配都是在个人生命周期内进行再分配，而非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再分配。
第三，在整个成年阶段，只有7%的人得到的福利比他们缴纳的税赋多，尽管任何一年中都有36%的人获得的福利比缴纳的税赋多。
最后，在帮助终生贫困的人群方面，工作期间的福利与失业福利一样好，但前者对工作激励的破坏更小。与此同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率对“终生富裕人群”有相对较好的针对性，因为最富人群的流动性相对不大。
税收和福利更多地是在个人生命周期内而非在个人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这一发现不应被视为缺陷，而应是福利国家的一个特征。
理由是，经济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完全市场”：也就是说，一个拥有各种状态的一切资产的市场。显然，由于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因素，完全市场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并非理论上的奇谈。由于这些缺陷，即便不是不可能，人们也很难获得针对失业或者收入突遭重大损失的私人保险，或者用遥远未来收入做担保的贷款。
国家有能力来纠正这些缺陷，部分原因在于它可以监视人的行为，并通过坚持让所有人都加入保险池来避免逆向选择（在逆向选择的情况下，保险提供方最后完全只承担坏的风险）。当然，国家设计出的此类方案可能非常糟糕。保险也会带来“道德风险”。但我们可以限制这种危害，同时帮助人们渡过暂时的困境或者满足他们生命某些阶段的特殊要求。
伦敦财政研究所2015年的研究表明，这正是英国的税收和福利制度所做的。由政府提供资金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极大地强化了这种效果:人们年轻时从前者获得最大的福利，上年纪后从后者获得最大的福利。
在设计税收和福利制度时，这些对整个生命周期的影响至少与对任一时刻的影响同样重要。这些影响包括福利国家既扮演保险公司又扮演银行的角色。所有高收入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的政府都扮演这些角色。这是一种可取的状态。但还需要精心设计。出发点必须是对这一事实更清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