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一直以来，在美国政客眼中，中俄属于“同类国家”，无论在安理会，还是在应对朝核、伊核、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威胁，抑或是地区及全球战略力量投射方面，都存在亦步亦趋、对抗美国的架势。奥巴马政府任内对中俄都有过不同的定性，对美中关系、美俄关系都有过不同的尝试，比如美俄关系“重启”和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但最终美国可能还是没有搞明白，究竟如何应对这两个全球大国。奥巴马政府显得颇为被动。
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很多，比如地区及全球格局的突变和实力的转移，但就美方角度而言，其中一大因素就是内部“文武不同调”，即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话语权斗争。
随着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暂时告一段落，美国军方对俄罗斯的那股“愤怒”尚未消除。美国国防部长卡特（Ashton Carter）今年2月将俄罗斯形容为美国的“头号威胁”，将其置于中国、朝鲜、伊朗和恐怖主义之前。当时就有《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质疑这种排名的合理性，毕竟当时美国针对“伊斯兰国”（ISIS）正在打造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反恐联盟，这种将俄罗斯置于恐怖威胁之前的做法，的确欠缺考虑。
中俄联手对抗美利坚（图源：AFP/VCG）
4月5日，卡特在美国智库CSIS发表美国“军改”演讲时，再次强调了这一排名，认为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以及恐怖主义是美国当前面临的五大战略挑战。但就在同日，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接受PBS节目采访时，则称赞普京政府在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协议等重大外交突破中所发挥的“建设性角色”。克里在节目中甚至称赞了普京个人。
克里说：“就叙利亚停火协议而言，每个人都在质疑俄罗斯是否扮演任何建设性角色。但最终我们达成这一协议，俄罗斯的确在其中扮演了积极角色。如果俄罗斯没有扮演建设性角色，我们可能就无法让化学武器转移出叙利亚，这些武器就有可能落入ISIS恐怖分子之手，我们更没有可能达成日内瓦叙利亚问题停火协议；如果俄罗斯没有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不可能同伊朗达成核协议。”
几天前，美军则强调，恐怕在俄罗斯眼中，美国的威胁要胜过ISIS。
在被问及自己同普京的会面时，克里强调，他和普京至少会晤过3次，每次时间都相当长。克里称赞普京时说：“我认为他很聪明，讲究战略思维的同时也注重战术，有时战术的成分会更多一些。但是，他的确是有一种战略视野的领导人。我认为普京希望自己的观点得到认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希望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互惠性满足。”当然，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克里表达了对俄罗斯的“保守”态度，认为两国在这一问题上还存在一些“局限性”。
克里是美俄高层仅有的、也是最有效的“对话者”。从2014年到2015年上半年，美俄间的有效沟通唯有克里—拉夫罗夫这一条线。奥巴马和普京的会晤都是不冷不热，效果一般。这一时期，美军频繁警告俄罗斯的同时，克里则在通过伊朗核协议谈判、斡旋叙利亚危机等渠道，保持同俄罗斯的沟通，这为两国高层交往增加了不小的灵活度和政治回旋空间。
总体而言，克里这一首席外交官的要任务永远是化解危机、疏通各方、达成协议。
在中美关系方面，克里的角色不占主导。白宫通过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和多种形式的“习奥会”管理这一最重要、最具挑战的双边关系。不过，无论是挑战中国在东海划设的防空识别区，还是在南海的基础设施建设，或可能的识别区划设，美军都频繁发出警告，甚至力主驶入、飞入南海12海里以内。卡特4月5日谈到南海问题时称：“现在多个国家在南海地区声索主权，有些国家开展军事行动，中国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但是显然，尤其是去年一年，中国无疑是最咄咄逼人的一个。”
其实，就习奥会推进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对于美国而言，也有难言之隐。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构建，能够真实了解中国意图，理清和消除彼此的疑虑；另一方面，美国又瞻前顾后，生怕被中国绑架，造成中美“平起平坐”的印象，引发日本等亚太盟邦的不安。到了最后，反而是中国在坚持，美国则打退堂鼓，不知这种“关系”究竟为何物。奥巴马、拜登、赖斯和克里此前曾积极推动过这种关系构建，但现在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美国军方此前也曾和中方构建“新型军事关系”，但从目前来看，双方依然停留在对话与摸索阶段。
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的“不同调”绝非偶然，这在历届政府都存在，主要和总统（国安会）在统筹、协调各行政部分时缺乏统一部署有关，也和面对外部挑战或威胁时缺乏应对策略和战略有联系。希拉里执掌国务院时期，就同盖茨（Robert Gates）领导的国防部在很多议题上争执不下。加上国安会缺乏统筹，奥巴马任内用了四位访长。两大部门频繁出现不同调子，凸显出奥巴马政府在应对中俄挑战时的模糊态度、甚至一种无策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