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陆昊现象 十九大前唯一政治新星?(图)

解读陆昊现象 十九大前唯一政治新星?(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导语:2016年的北戴河会议将近,10月份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是十九大预演,高层人事卡位战已经打响。2012年十八大后,中共新的官场规则正在逐步形成,也已经有多省出现“诸侯”级别的调动。针对这一系列变化,对目前官场现状进行深度分析,对31省省委书记和省长进行盘点,剖析当下的中共,究竟在人才选拔制度上面临何种问题?为何相较过去,今天政坛缺乏政治新星?六中之前还有多少位省部级高官可能面临年龄到线的情况?又有谁可能成为十九大的“种子选手”?数据整理和现象分析背后,希望能为读者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2016年的中共政坛将见证又一个繁忙的“政治期”。十九大人事布局已拉开帷幕,执政党整体性的“新老交替”,无疑是观察中共选人用人导向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其呈现的规则和逻辑之外,一些打破常规的人事安排便显得极为显眼,陆昊的升迁之路便是官场内一个少见的孤例。

  “陆昊现象”成为曾经?

  在十八大后,以习近平、李克强为首的“共和国一代”成为政坛中坚力量,“60后”也渐渐在地方官场崭露头角,但占比很小。经梳理,目前“60后”省部级官员在中国31省市的一二把手中占10%左右,分别是重庆、广东、贵州三省的省委书记孙政才(1963生人)、胡春华(1963生人)和陈敏尔(1960生人),河北、黑龙江、四川三地省长张庆伟(1961生人)、陆昊(1967生人)、尹力(1962生人)。

  可以看到,上述几人都曾以中共官场政治新星的形象出现。何为政治新星?在政绩、声望、执政能力等条件之外之外,再进一步具体化这一概念,将“50岁前便升任省部级并主政一方”的官员作为这个概念的标准线后,不断刷新中共用人纪录的陆昊,则最为贴合外界对政治新星的想象。

  

解读陆昊现象 十九大前唯一政治新星?(图)

  有无“政治新星”是观察中共用人导向的窗口(图源:VCG)

  陆昊的仕途一路都与“最年轻”三字有关。35岁,成为最年轻的北京副市长;41岁,成为最年轻的正部级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目前,他是中国最年轻的省长。新加坡媒体曾评选全球16位崛起中的新世代政治人物,东亚地区有6人入榜,其中就有陆昊。而今看来,5年一次的领导层职位的最大调整正在进行,这个过程将会在2017年末达到高潮,而中共官场内却只有一个陆昊作为“政治新星”的范本孤独的存在着。

  三原因解读政坛无新星

  在传统中国政治语境中被冠之以“政治新星”,即暗示他们正在被重点培养为中国未来的领导人物。然而上述数据也正显露出一个讯号——中共核心政治舞台上,缺少优质“新鲜血液”的补充。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至少有三大因素,或者说与中共的三大动作有密切关系。

  其一,对于习近平来说,高层和底层官员的调整,对其在接下来的任期内政策的成败也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共用人体系逐步趋向正规化,对干部的选拔标准逐渐细化的同时,对优秀人才可以破格或者越级晋升职务的特殊“关照”是否形成了掣肘呢?

  资料显示,十八大后,人事制度改革尤为引人注目。2014年8月发布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15年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提出干部“能上能下”;2016年两会上,干部任用问题也被中国高层多次提及。

  在此背景下,部分官员本着“多一事不如不出事”、保持现状即可的心态,“为官不为”的现象逐渐突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祁凡骅3月2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能否对领导干部群体形成新的激励机制是今后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一大挑战,他建议从变“圣人”教化为职业要求、期望值管理、心理健康管理等三个方面来解决官员懒政怠政的情况。

  其二,中共反腐打老虎、拍苍蝇造成的连锁效应,使得中组部调兵遣将面临考验。有人说,中纪委反腐忙坏了中组部,中纪委在前边风生水起,而中组部却不得不再三斟酌地对所谓的“政治新星”进行精挑细选。山西省在近年反腐败中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人数在中国居首,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曾感叹,现在山西官场陷入了无人可用的窘境。

  实际上,在中央动手的同时,也有可能在寻找接续下一步棋,二者之间拥有比较默契的配合。但是更多时候,值得留意的是中纪委动作迅猛,不按常理出牌,以免打草惊蛇。替补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中共高层也会非常慎重,特别是对于一把手的选择。

  最后,中国全面改革意味着对党政官员的能力考验,在“旧式”官场生态下浸淫多年的官员面临转型的适应性挑战,官场内新生代力量中,人才后继乏力是不得不正视的因素之一。过去的十余年间,中共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已形成固定的僵化官僚体制,对虚拟社会的应对能力、社会安全管理的维稳能力、传统的唯GDP主义政绩观的思维惯性……都形成对既有党政官员的能力挑战。

  习近平所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即包括执政能力的现代化,要求具备熟知现代政治运作和服务性角色定位的职业官员。旧机制下的官僚们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化,就必须依靠大量的新鲜血液注入,这需要中共在建立优良的选拔机制的同时,着手建立有利于破除官场潜规则的激励考核等相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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