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年老色衰遭惨抛弃 靠一奇招重得毛泽东宠信

江青年老色衰遭惨抛弃 靠一奇招重得毛泽东宠信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看着江青在这个年龄还忸捏作态,毛泽东不由得 心生厌恶,一闪而过地浮现出一句古话:“以色事人,色衰而爱弛。”江青那略显衰老的面孔,让他生出嫌弃的情感。他喜欢年轻的生命,任何东西衰老了,就唤不 起他的热情了。而他总希望保持自己的热情,总在寻找新鲜的生命和新鲜的事物。文化大革命就很新鲜。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表演中,江青的敏锐积极倒很有点可 爱。不谈感情,只谈政治,江青倒颇有一种生龙活虎的新气象。本文摘自《芙蓉国》,作者柯云路,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江青年老色衰遭惨抛弃 靠一奇招重得毛泽东宠信

  毛泽东江青夫妇合影(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着烟,一言不发地听着中央文 化革命小组的成员汇报北京的运动情况。今天是1966年7月18日,他刚刚从武汉飞抵北京。当人们问他是否需要休息一下时,他摇了摇头,让中央文化革命小 组立刻来他在中南海的住处。此刻,看着一屋子团团围坐的部下们,他有着非常从容而又沉稳的心态。一个大政治家并不需要频频出击,需要的是抓住真正的时机做 出有力的行为。

  掌握政权到了这个年龄,他尤其显得深思熟虑游刃有余了。

  康生眼镜后面那张瘦而多皱的脸,张春桥眼镜后面那张颧 骨凸起两颊下陷的脸,江青黑眉眼镜后面那张目光闪烁的脸,陈伯达眼镜后面那张有点浮肿的短脸,姚文元那张惟一没戴眼镜的圆圆的胖脸,此刻都恭恭敬敬地向着 他。他们在汇报北京大专院校及中等学校学生反工作组和工作组镇压学生的情况。江青的话最多,其次是张春桥和康生,陈伯达话不多,姚文元话最少。无论话多话 少,这些围拢在他身边的人都像一个忠诚的战斗小组。

  隔着缭绕的烟雾,他们的目光都在小心谨慎地观察他的表 情,等待他的反应。这样略皱着眉沉默不语地听着这些如临大敌的汇报,他有一种特别从容的好心态。事情到了这一步反而好做文章了。偶尔他也会问一两个细节, 譬如北京反工作组的学生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江青看了看手中的材料,立刻回答道:“仅仅二十四所重点大专院校,就有一万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有将近三 万人遭到不同性质的批斗。”

  毛泽东抽着烟背靠着沙发很舒展地坐着,继续听着汇报,

  一位工作人员走到身边低声请示:“刘少奇同志来了,他 想向您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江青等人此时都停下汇报,目光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毛泽东抬起手用手背轻轻向外摆了摆。这位身材高挑的工作人员是他贴身的小 护士,叫李秀芝,一个连江青也不敢轻视的年轻女性,她点点头轻声说道:“我就说您休息了。”毛泽东略抬眼看了看她,没有表示反对。李秀芝步履轻捷地走出客 厅,去做安排了。

  汇报还在进行,毛泽东却在心头浮现出一丝隐隐的冷蔑。眼前浮现出刘少奇那不阴不阳让他看着不顺眼的面孔,同时过眼云烟般掠过一些可以称之为历史性的场面。

  1964年12月,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四清工作会议期 间,那天开会,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没有通知他。他很生气,打了电话。邓小平在电话中解释:“今天是个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听说主席这两天身体小 有不适,就没有预先通知您。”毛泽东当时就说:“这个会我要参加,而且有话要讲。身体小有不适,不影响开会,轻伤不下火线嘛。”到了会上,刘少奇、邓小平 一班人都在,他讲了话,而且郑重其事,口气严厉:“农村现在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这是 主要的矛盾。”他义正词严地强调了这个治党治国之本。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副主席的刘少奇这时却在一旁插话:“农村的矛盾是各种各样的,有干部和群众的矛 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还是要具体分析,是什么矛盾,还是作为什么矛盾解决为好。”

  刘少奇的话虽然声音不高,却明显表现出一种固执的对立 情绪,令他极为不快。这样打断他的讲话,公开造成僵局,虽然短暂,性质却十分明显。他当即提高了嗓门,继续讲述自己两条道路斗争的观点,同时深刻感到了自 己在中央工作中已被排除在外。一班子人似乎都知道刘少奇的观点,他们之间也形成了相当一致的工作气氛。他踏进这个会场时,虽然表面上仍然得到了领袖的待 遇,然而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这班人的眼睛里,他看到的是敬而远之。他们正在情投意合按部就班地操作着,他来了,他们都有些尴尬不自然,似乎他不该来打扰 他们,不该不信任他们,不该干预他们。就好像一群玩得正高兴的小孩见到家长,虽然不得不表现尊重,骨子里却眼巴巴地希望家长不要打扰他们,赶紧离开。他在 这班人眼里读到的就是这种意思。他在声色俱厉的讲话中始终能够感到,这些人不过在表现敷衍的尊敬。

  刘少奇手中一直轻轻转动着铅笔,目光一动不动地直视着 前面。邓小平抬着头似乎在聆听他的讲话,又时而低下头看看手中的材料记几个字,其实,那神情是在想其他事情。这是他自遵义会议执掌权力以来首次被冷落被顶 撞的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他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退居二线,将党政军日常事务交给身居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处理,已经在形成大权旁落。

  在紧接着的又一次会议上,他决定做出反击。他拿着一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出席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做了一个让全体都出其不意的讲话,他看着邓小平和刘少奇说:“你们一个是不让我开 会,一个是不让我讲话。”他一手拿起《宪法》,“这是一本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讲话的自由。”又一手拿起《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我 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权利参加党的会议。”然后,他把《宪法》和《党章》都放在桌上,沉稳有力地拍了拍,“你们有什么权力不让我参加会议?有什么权力不让 我讲话?我一讲阶级斗争,你们就不爱听,共产党不讲阶级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你们手中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

  那天,他多少有些雷霆大怒了。

  正是从那时起,他决定把丢失的权力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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