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官出身繁杂 陆昊之外另有黑马(图)

政府主官出身繁杂 陆昊之外另有黑马(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陆政坛进入人事密集调整期,各地省部级大员的现状及未来命运受到诸多关注。在大陆31位省长当中,超过半数的人年龄集中在55岁至60岁之间,职业出身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一些人身上还带有特殊标签。海南省长刘赐贵、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刘慧、河北省长张庆伟、山东省长郭树清、重庆市长黄奇帆等兼具独特性与代表性的人物,其未来仕途走向值得关注。

  出身多样 标签吸睛

  “55后”是目前在任省长中的主力军,1955年至1959年龄段共有17人,占比55%;1950年至1954年龄段9人,占比29%;没有“50前”。各地省长中出现了陆昊、张庆伟、尹力、胡和平(代)、郝鹏等五名“60后”,虽然相比省委书记中“60后”的比例有所增大,但16%的占比依然显得总量偏少。

  从籍贯来看,31位省长祖籍地分布15个地方,但有相对“扎堆”的现象——浙江与山东各走出6位地方政府主官,加起来占到了39%;剩下的人当中,湖南“贡献”的省长稍多,共有3人;河南、四川、内蒙古、山西各2人,河北、上海、广西、福建、江苏、西藏、宁夏、新疆各1人。

  从升迁之路看,31位省长中有15人是从地方官场上逐步升迁上来,占比48%;8人有过中央任职经历,占比26%;被外界视为“团派”的只有3人(陆昊、朱小丹、刘慧),占比不到10%。值得注意的是,31位省长的职业出身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点,比如有3人是从国企起步(杨雄、李小鹏、陆昊);3人出身航空航天系统(张庆伟、陈求发、郝鹏);4人曾经是学者(石泰峰、尹力、孙志刚、胡和平),后来完成了“学而优则仕”的转型;吉林省长蒋超良是从银行系统一路走来;北京市长王安顺则出身石油系统。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现任省长中有9人在参加工作之初从最基层的普通工人开始做起,其29%的比例要高于省委书记序列。

  省长属于中国行政体系中的“正部级”级别,而31位省长从副部级晋升正部级的时间,有14人超过了十年,有6人花了九年,有5人花了八年。不过,晋级时间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黑龙江省长陆昊只用了五年就完成从副部级到正部级的跨越,而海南省长刘赐贵花了四年,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甚至只用了三年时间。

  一些省长身上的特殊标签别有看点,其一便是“双非”,即“既非中央委员,又非中央候补委员”。目前,多达7位省长属于“双非”官员,包括杨雄、布小林、李锦斌、刘赐贵、孙志刚、陈豪、雪克来提•扎克尔,占比23%。这也让中共十九大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充满悬念。

  另一个特殊标签是“少数民族”。在7位少数民族省长当中,布小林、陈武、洛桑江村、刘慧、雪克来提•扎克尔都属于籍贯与主政地相同的“对口执政”,从中大体可以看出中共对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区政府主官任命的惯例做法;苗族的陈求发与蒙古族的郭树清都属于“技术型官员”,其从各自的行业领域(航空航天与金融)转入地方行政体系可以看作“正常概率事件”。

  此外,山西省长李小鹏、内蒙古代省长布小林身上的“红二代”、“红三代”标签也始终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同时,有4位省长曾有过秘书经历,比如福建省长于伟国曾给原中国国家副主席王震、原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当过秘书;云南省长陈豪与湖南省长杜家毫曾在1997年至2004年期间先后担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陈豪更是服务过黄菊、陈良宇两任上海市委书记。

  

政府主官出身繁杂 陆昊之外另有黑马(图)

  黑马隐于海南岛

  在目前的31位省长当中,除了年龄优势上“大幅领先”的陆昊被普遍看好之外,另有五人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是海南省长刘赐贵。1955年出生的他并非外界眼中的“政治明星”,在媒体端的曝光也中规中矩,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或言论。但仔细观察他的履历,会发现他的仕途道路与习近平有诸多交集。

  刘赐贵是福建泉州人,职业生涯起步于福建省邵武县,1973-2011年间一直在福建任职,官至副省级;众所周知,习近平1985-2002年间在福建任职。从这段交集的细节看,习近平在1993年以前历任厦门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1993年成为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刘赐贵则在1993年从福建光泽县委书记升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常务副书记,两人的“距离”开始“靠近”。习近平1999年成为福建代省长(2000年转正),刘赐贵2000年3月升任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成为习近平治下的“政府班子成员”。习近平2002年10月转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市长,在他离开之前,刘赐贵于2002年5月转任福建龙岩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在此之后,习近平2007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刘赐贵在同年转辗习近平曾工作过的厦门,出任市长。2011年,刘赐贵进京升任国家海洋局局长,官至副部级。现在看来,这段中央任职的经历更像是给刘赐贵“镀金”,因为三年后的2014年,他便“空降”成为海南省委副书记,随后出任省长,升为正部级。

  拥有“习近平旧部”这个身份,以及4年间就从副部级升到正部级的经历,让刘赐贵有可能成为省长队伍中的那匹“隐藏黑马”。中共十九大时,刘赐贵入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行列,甚至十九大后“更上层楼”成为某个省份的一把手,应该不是太令人惊讶的事情。

  第二位值得关注的是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刘慧,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五位担任省级最高行政官员的女性。虽然不久前布小林成为了第六位,但因其“蒙古王”的家世,外界更愿意将其放到“红三代”的范畴中讨论,所以基层出身的刘慧更具一般女性高官的分析价值。

  应该说大陆官场上的女性是稀缺角色,虽然有统计数字显示女性官员晋升的耗时并不比男性官员更长,但女性在中国官场“向上走”会遭遇更多困难却是普遍共识。刘慧能坐到一省之长的位子上,似乎更多得益于中共中央任命当地少数民族官员出任少数民族聚居区政府长官的惯例。中共十九大时刘慧58岁,年龄上有一定优势,但对比此前历史上的四位女性省长,除了顾秀莲因为“文革”中的特殊经历,最终从国务院化工部长任上退居二线,其他三位都在60岁左右从一方大员转入中国人大、中国妇联、国家卫计委之类的地方。真正能像吴仪、刘延东、孙春兰那样升入中共“核心部门”的女性,少之又少。刘慧能否打破女性官员的那层“玻璃天花板”,还要看她能否有拿得出手的政绩。在关于刘慧最近一段的公开报道中,她都在主谈宁夏的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等问题,可能也正是着眼于此。

  下一位值得关注的是河北省长张庆伟,他是31位省长中的“工程师代表”,同时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位“60后”之一。张庆伟2011年才开始主政地方,此前的职业生涯全部在航空航天系统渡过,曾先后担任载人航天工程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国务院大型飞机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务,可以说是相关领域的关键人才。这样的人物空降地方,外界普遍看好其仕途。

  不过张庆伟目前面临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去产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段子:全球钢产量排名,第一是中国,不包括河北;第二是河北,不包括唐山;第三是唐山,不包括瞒报产量。张庆伟在2016年中国两会上公开表示,到2020年,河北省钢铁产能要压减到2亿吨以内,60%的钢铁企业要关闭、整合。同时,部署的“6643”工程也明确下来,到2017年,要减产6,000万吨钢铁、6,000万吨水泥、4,000万吨燃煤和3,600万箱玻璃。这些在局外人看来,就是一些冰冷的数字;只有真正参与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到这些目标究竟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多么严峻的社会稳定考验。曾有分析人士表示,尽管去产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首要之务,但类似这样的喊口号、表态度式的做法,对于真正推进结构调整或起不到多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庆伟与黑龙江省长陆昊面临的处境相似:哪怕贵为“希望之星”,最终还是要在“转型实效”上见真章。

  山东省长郭树清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位。人们对他的记忆大多停留在2011年,他接任证监会主席后开始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新股发行改革、完善退市制度等七大类70多项新政,矛头直指行内垄断利益、内幕交易等。凭借直率和雷厉风行的个性,郭树清一时间收获了无数“点赞”。但仅仅过去了500多天,郭树清的身份就换成了山东省长。一时间,“郭树清触怒利益集团被迫调离”的说法不绝于耳。甚至有评论者认为,他的离去也许正是李克强那句“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的注脚。

  然而福祸相依,郭树清也由此以“金融改革者”的声誉被舆论视为“不可多得之人才”,以至于在当前国际金融环境硝烟四起的环境下,每每提及超龄服役多时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一旦退休谁能接过“稳定器”的重任,人人往往会想起郭树清。外界普遍认为,周小川之所以“坚守岗位”,除了保持中国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朝内无人”也是重要原因。而作为周小川的同门师弟、前总理朱镕基的得力干将,郭树清只是担任某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让人颇有“浪费”之感。其实,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京官”要高升,必定要“下放”地方进行锻炼,补充地方执政经验。也就是说,郭树清当年离京入鲁这一步棋,很可能藏有后手。类似的声音从2015年下半年以来不断出现,有评论认为这是人事调整前的“舆论造势”。中共十九大时,郭树清能否接过央行行长抑或其他“经济舵手”的位子,令人期待。

  最后还有必要提一句重庆市长黄奇帆。2015年夏天以来中国两次股灾,导致“黄奇帆接手证监会”、“黄奇帆升任国务院秘书长”之类的流言多次沸腾,着实让这位“政坛不倒翁”又狠狠地火了一把。随着他在2016年中国两会上的辟谣,舆论场的讨论逐渐平静,一些人的话题也转移到“黄奇帆十九大前途”。应该说,人们对黄奇帆的想象基于重庆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他本人被传得有些神乎其神的经济能力。实际上,中共十九大时,黄奇帆将年满65岁,面临退休或退居二线,何况他身上还存在颇多争议。当然,现在频频有“中国将组超级央行”的消息传出,相应的行政架构确有变动的可能;而一旦中国经济在内忧外患中又一次面临“无人可用”的窘境时,也不排除“黄奇帆进京”由传言变为现实。只不过,这样的概率实在有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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