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在往日的岁月里，人们见到的我‘公道’、‘正派’、‘勤勉’、‘担当’，而背地里，我不断追逐物质利益，犯下生活作风错误。如果人生再有选择，我再不做明人暗鬼的两面人。”4月1日，湖南省纪委官方网站公布了万传友的忏悔书。
万传友曾是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主动自曝每月工资4000多元。去年年9月，他因受贿、贪污罪受审。
2月3日起，湖南省纪委开始在官网发布湖南落马官员的忏悔书。截至目前，已公布7名官员的忏悔书。包括原临湘市市长龚卫国、原省委副秘书长马勇、怀化市原副市长李自成、原湘南学院党委书记肖地楚等。
他们都曾是湖南政坛的风云人物。
这是湖南省纪委首次以较大规模公布落马官员的“忏悔书”。相对于中规中矩的案情通报，落马官员的忏悔书内容更为生动，它以第一视角记录了落马官员的堕落轨迹，以及他们在接受调查期间的惊恐、悔恨。
“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
出身农家，是这些官员忏悔书中常常提及的内容。
在湖南公布的7份忏悔书中，原临湘市市长龚卫国、原湘南学院党委书记肖地楚、原中南大学副校长胡铁辉均提到这一点。
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发现，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拥有苦难的童年，通过自己的辛苦奋斗，终于出人头地。
“我生长在益阳桃江乡下，五岁就帮家里看牛，中学时，一年只有一条裤子过冬，一天最多吃一个红薯。”原中南大学副校长胡铁辉在忏悔书中回忆。
贪腐过程是渐进式的，伴随着职务上升以及心态的变化：“后来我分到湘雅医院做了一名外科医师，收别人几百块钱，还主动捐了给急需用钱的病人。”胡铁辉在忏悔书中写道，1989年，他当上了湘雅医院党委副书记，头发开始讲究了，衣服经常折一折。
在1994年下半年，胡铁辉在附二医院担任院长时，吃餐饭要几百块钱还觉得贵，“但去多了，一餐几千块钱也觉得不贵了。”
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湖南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为750元。这意味着，当时胡铁辉一顿饭的花费，抵得上几个农民一年的辛劳。
“身份改变了，地位提高了，权力变大了，思想一放松，慢慢地陶醉在鲜花和掌声中，从贪权到贪钱、贪色、贪玩，这几个‘孪生兄弟’毁了我。”原临湘市市长龚卫国在忏悔书中说，自己开始时还能抵制腐败，但此后一步步走向了不归路。
2014年，有媒体梳理了53份被公开的落马官员忏悔书，有14名落马官员在忏悔书中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
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公开资料显示，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的过去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
“给家庭带来灭顶之灾”
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梳理湖南省公布的7份忏悔书，比“农民的儿子”出现更多的，是“对不起家人”。
除了龚卫国、肖地楚、胡铁辉，另有原益阳市委书记、湖南省委副秘书长马勇，原怀化市副市长李自成，原司法厅副厅长万传友在忏悔书中表示“愧对家人”。
“96岁的老父亲知道我被关起来了还能活多久？2岁多的小外孙，我在接受纪律审查的前一天，还在陪他玩耍，现在怎么办？83岁的岳母腿脚不便，失去了依靠怎么办？特别是女儿和妻子，这样的打击能否经得起？”原怀化市副市长李自成在忏悔书中写道。
在位时包养情人，落马后“愧对家人”，在忏悔书中，往往能看到落马官员的心态起伏。
被查处前，龚卫国的仕途一路平坦。2003年，年仅31岁的他就通过公开选拔，任职岳阳市湘阴县副县长。
2011年6月，龚卫国担任临湘市委副书记、市长。但随着职位升高，龚卫国不仅包养多名情妇，还染上了毒瘾，被称为“吸毒市长”。
“我愧对家人，对家人的伤害太大了，简直是灭顶之灾。”龚卫国在忏悔视频中痛哭流涕。
也有官员在忏悔完自己的违法违纪行为后，担忧家人的生活，“请求组织宽大为怀”。
“妻子和女儿是我连累和加害的，请求组织对她们从轻从宽，使家庭免遭灭顶之灾。请求给家人家庭留一条出路，留下简单的生活安排，有栖身之所、不流浪街头，让我今后在牢里改造也求得一点心安。”原怀化市副市长李自成在忏悔书中写道。
“对不起组织的培养”
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发现，7名落马官员，全部在忏悔书中表示“对不起组织的培养”。
“没有党的培养，人民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我不可能有今天的一些成功。”原中南大学副校长胡铁辉在忏悔书中写道。
在忏悔视频中，提到“对不起组织”时，龚卫国突然声泪俱下。
“干部出事后才对党掏心掏肺？晚了！”去年2月，中纪委网站刊文指出，“一些党员干部什么都不跟组织讲，完全不把组织当回事，也不把自己当组织的人。”
原怀化市政协副主席黄泽春是“不把组织当回事”的典型。中纪委机关报披露了黄泽春对抗组织的经过。
2015年5月，湖南省纪委在调查怀化市原副市长李自成严重违纪问题时，发现了黄泽春的相关违纪线索。
组织上找黄泽春谈话，他“镇定自若”，表示历来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什么大问题”。
他约出老部下见面，表示纪委正在调查他，要老部下找人统一口径，把其担任沅陵县委书记期间用公款买金条的事捂过去。
“人民养育了我，我起码应为人民做点什么、贡献什么。结果我连最基本的宗旨观、群众观都失去了……把党的纪律和底线忘得一干二净。”黄泽春在忏悔书中写道。
湖南日报评论道，“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中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出事后才对党掏心掏肺的特质。”
湖南省纪委在官网上刊文指出，把落马官员的忏悔书向社会公开，其目的旨在发挥最大教育和警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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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日的岁月里，人们见到的我‘公道’、‘正派’、‘勤勉’、‘担当’，而背地里，我不断追逐物质利益，犯下生活作风错误。如果人生再有选择，我再不做明人暗鬼的两面人。”4月1日，湖南省纪委官方网站公布了万传友的忏悔书。
万传友曾是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主动自曝每月工资4000多元。去年年9月，他因受贿、贪污罪受审。
2月3日起，湖南省纪委开始在官网发布湖南落马官员的忏悔书。截至目前，已公布7名官员的忏悔书。包括原临湘市市长龚卫国、原省委副秘书长马勇、怀化市原副市长李自成、原湘南学院党委书记肖地楚等。
他们都曾是湖南政坛的风云人物。
这是湖南省纪委首次以较大规模公布落马官员的“忏悔书”。相对于中规中矩的案情通报，落马官员的忏悔书内容更为生动，它以第一视角记录了落马官员的堕落轨迹，以及他们在接受调查期间的惊恐、悔恨。
“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
出身农家，是这些官员忏悔书中常常提及的内容。
在湖南公布的7份忏悔书中，原临湘市市长龚卫国、原湘南学院党委书记肖地楚、原中南大学副校长胡铁辉均提到这一点。
剥洋葱发现，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拥有苦难的童年，通过自己的辛苦奋斗，终于出人头地。
“我生长在益阳桃江乡下，五岁就帮家里看牛，中学时，一年只有一条裤子过冬，一天最多吃一个红薯。”原中南大学副校长胡铁辉在忏悔书中回忆。
贪腐过程是渐进式的，伴随着职务上升以及心态的变化：“后来我分到湘雅医院做了一名外科医师，收别人几百块钱，还主动捐了给急需用钱的病人。”胡铁辉在忏悔书中写道，1989年，他当上了湘雅医院党委副书记，头发开始讲究了，衣服经常折一折。
在1994年下半年，胡铁辉在附二医院担任院长时，吃餐饭要几百块钱还觉得贵，“但去多了，一餐几千块钱也觉得不贵了。”
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湖南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为750元。这意味着，当时胡铁辉一顿饭的花费，抵得上几个农民一年的辛劳。
“身份改变了，地位提高了，权力变大了，思想一放松，慢慢地陶醉在鲜花和掌声中，从贪权到贪钱、贪色、贪玩，这几个‘孪生兄弟’毁了我。”原临湘市市长龚卫国在忏悔书中说，自己开始时还能抵制腐败，但此后一步步走向了不归路。
2014年，有媒体梳理了53份被公开的落马官员忏悔书，有14名落马官员在忏悔书中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
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公开资料显示，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的过去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
“给家庭带来灭顶之灾”
剥洋葱梳理湖南省公布的7份忏悔书，比“农民的儿子”出现更多的，是“对不起家人”。
除了龚卫国、肖地楚、胡铁辉，另有原益阳市委书记、湖南省委副秘书长马勇，原怀化市副市长李自成，原司法厅副厅长万传友在忏悔书中表示“愧对家人”。
“96岁的老父亲知道我被关起来了还能活多久？2岁多的小外孙，我在接受纪律审查的前一天，还在陪他玩耍，现在怎么办？83岁的岳母腿脚不便，失去了依靠怎么办？特别是女儿和妻子，这样的打击能否经得起？”原怀化市副市长李自成在忏悔书中写道。
在位时包养情人，落马后“愧对家人”，在忏悔书中，往往能看到落马官员的心态起伏。
被查处前，龚卫国的仕途一路平坦。2003年，年仅31岁的他就通过公开选拔，任职岳阳市湘阴县副县长。
2011年6月，龚卫国担任临湘市委副书记、市长。但随着职位升高，龚卫国不仅包养多名情妇，还染上了毒瘾，被称为“吸毒市长”。
“我愧对家人，对家人的伤害太大了，简直是灭顶之灾。”龚卫国在忏悔视频中痛哭流涕。
也有官员在忏悔完自己的违法违纪行为后，担忧家人的生活，“请求组织宽大为怀”。
“妻子和女儿是我连累和加害的，请求组织对她们从轻从宽，使家庭免遭灭顶之灾。请求给家人家庭留一条出路，留下简单的生活安排，有栖身之所、不流浪街头，让我今后在牢里改造也求得一点心安。”原怀化市副市长李自成在忏悔书中写道。
“对不起组织的培养”
剥洋葱发现，7名落马官员，全部在忏悔书中表示“对不起组织的培养”。
“没有党的培养，人民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我不可能有今天的一些成功。”原中南大学副校长胡铁辉在忏悔书中写道。
在忏悔视频中，提到“对不起组织”时，龚卫国突然声泪俱下。
“干部出事后才对党掏心掏肺？晚了！”去年2月，中纪委网站刊文指出，“一些党员干部什么都不跟组织讲，完全不把组织当回事，也不把自己当组织的人。”
原怀化市政协副主席黄泽春是“不把组织当回事”的典型。中纪委机关报披露了黄泽春对抗组织的经过。
2015年5月，湖南省纪委在调查怀化市原副市长李自成严重违纪问题时，发现了黄泽春的相关违纪线索。
组织上找黄泽春谈话，他“镇定自若”，表示历来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什么大问题”。
他约出老部下见面，表示纪委正在调查他，要老部下找人统一口径，把其担任沅陵县委书记期间用公款买金条的事捂过去。
“人民养育了我，我起码应为人民做点什么、贡献什么。结果我连最基本的宗旨观、群众观都失去了……把党的纪律和底线忘得一干二净。”黄泽春在忏悔书中写道。
湖南日报评论道，“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中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出事后才对党掏心掏肺的特质。”
湖南省纪委在官网上刊文指出，把落马官员的忏悔书向社会公开，其目的旨在发挥最大教育和警示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