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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起小时候与父母的合影。
《我在中国75年》作者：王林起版本：西苑出版社 2016年1月
王林起，日文名渡部宏一。
1981年5月，46岁的王林起搭乘的飞机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降落，由此踏上了一段认亲之旅。
王林起认亲的名字是“渡部宏一”，另外六个渡部家族的人拿着照片确认了“宏一”的身份。渡部一家，曾是上世纪40年代初前往中国东北的“日本开拓团”的农民成员。这时，或死或丢，一家六口人只剩下在中国度过不惑之年的他，回到故土。
宏一与其他六个人相顾无言，近乎尴尬。王林起对“当天所见之人”并无太多亲切感，他更在意的是自己有没有给中国丢脸：他特意穿了由北京红都服装店师傅做的笔挺的中山服，手里拉着两个档次还不算低的旅行箱。当晚，时隔近四十年，他又睡上了榻榻米，在“宏一”出生的地方沉稳地睡去……
●离散
学生时排演的话剧成了谶言
1940年秋，外祖父给了5岁的宏一一顶彩色毛线帽子，告诉他要去的地方很远很冷。就此，一家人与故土作别，从日本山形县来到位于中国东北小兴安岭南部边缘的山形县，成了“开拓团”的一员。
宏一的父亲是一位勤恳的日本农民，好饮酒，酒后若失言，第二天便要登门道歉。在决定是否加入“开拓团”之前，他曾多次前往宏一的姨母在中国东北“满洲开拓团”的家中查探，回日后又在茨城县接受了短期培训。“满洲国”，无论在哪方立场上是真是伪，对于这位普通的日本农民来说，只是一片可供开垦的广阔土地。
几年劳作下来，宏一一家开垦出村落丘陵处的一片荒地，还添置了不少牲畜。四五年后，村民们搭起一座简陋的神社，并找好了红松木材打算把电引到村子里。可是日子刚有起色，日军为挽回时局在开拓团内招募壮丁。宏一的父亲被迫离家，不久后死在苏联，但这只是这个家庭离散的开始。
宏一读小学时，班里排演话剧：老鼠们商议在猫的脖子上挂上铃铛以便知悉其行动，正在谋划时，猫一声大叫，老鼠们惊得四散。话剧像个残酷的预言，1945年8 月11日，“受命逃难”的噩耗突袭，开拓团的农民成为被日方遗弃的难民。为逃避被日方威逼自杀的命运，难民们南下逃窜。流亡期间，妹妹登美子最先在慌乱中走失，母亲在抵达沈阳难民营后的一夜被苏联士兵侵犯致死，腹部中刀几天后才被抬出难民营，留下一滩发乌的血迹。在中国出生的幼弟秀策尚未洞悉生死，懵懂中被陌生男人于慌乱中抱走。其余两个剩下的男孩分别被中国人领走，但只有宏一活了下来。
从日本农民到日本开拓团成员，再到日本难民，至战争的牺牲者，这个普通的日本家庭还未回过神就已支离破碎。
●新家
大半生在画毛主席
领走宏一的男人名叫王殿臣，河北景县人，随闯关东风潮来到东北沈阳。按照传统命理，当年王家五行缺木。于是这个被领来的孩子成了王家长子并被叫做“王林起”。那天起，王林起睡上了热炕头。
十几岁的王林起仅花了半年时间就融入了新的生活。王家从沈阳搬至北平，王林起在三年级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少年先锋队队员。少年王林起曾和少先队员们一起涌入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观礼，他们奔向金水桥，伴着无数放飞的气球挥动双臂，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欢呼致敬，他感到“无比光荣和幸福”。
此后，王林起在升入北京十二中高中部后不久，因体恤养父母维生之艰辛，选择了退学。恰逢1958年大跃进的厂矿招工热潮，他进入北京汽轮机厂操作磨床，一直工作至退休。“文革”期间，除去养母被单位“造反派”贴了一张《为什么收养日本孩子？》的大字报之外，身为日本遗孤的他并未受难，反被厂里的造反派、保守派争抢。王林起选择了后者，随时等待毛主席发表的最高指示，有消息立刻写大标语或放鞭炮表示庆贺。
王林起曾经被送到中央美术学院学画毛主席像。学成后，王林起为工厂画下众多大幅的毛主席像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宣传画，他因为这个才能，而被工厂重用。
留在中国的王林起，此后大半生在画毛主席。
●寻亲
只因养父的一句话
在收养家庭的日子久了，王林起几乎把日语忘干净了。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后，知道他战争遗孤身份的朋友也会问起他的归宿，而他总以童年记忆线索早已不清，要赡养中国养父母为由，干脆地说，不回！
让王林起改变想法的是养父生前的一句话——“我挺想到你老家去看看，可说不定去不了了”。1951年，养父曾经带着17岁的王林起回到自己在河北景县的老家。王林起记得村庄的形状与日本老家相似，东西长，南北窄。他循着模糊的记忆，用中文给故乡和田村的村长写了一封信。
“宏一给我写过信，只要他活着，会来信的”。隔水相望，曾送给宏一那顶帽子的外祖父多年前这样和家人叮嘱。这或许已经为后来的认亲埋下伏笔，两年后，两两相望的亲人准备妥善，王林起踏上了回日探亲的飞机，也就有了睡上故乡榻榻米的那一夜。
这时的日本已经渐渐走出了战败对经济的影响，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鼎盛期。王林起在日本受到照顾并有公司以高薪挽留，但他还是选择“回来”。30多年后，80岁的老人回忆当时的选择时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生价值的区别吧”。此后，王林起多次回到日本探亲。
●尾声
日本政府厚生省于1975年3月12日正式开始调查“遗华孤儿”群体，并在经济补偿与探亲活动诸方面给予遗华孤儿以利好政策。从1981年起，王林起持续以中文信向日本厚生省申请，日方应对遗华孤儿的养父母表示谢意。至2010年，养母贾凤朝终于接到时任大使丹羽宇一郎先生亲手赠予的感谢信。
迟到许久，加之王林起数年所见日本右倾政客在钓鱼岛、修改宪法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行为”，王林起心中的遗憾大于安慰。老人说，在中国，他作为一个幸运的“另类”，当尽一己之力祈望和平。
■ 阅读手记
这不仅仅是个日本遗孤的故事，也是一位80岁老人的日常生活史。本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读这本“日本遗孤”写的书，但读着读着，我反倒忘记了他是个日本遗孤。更多地，我看到他丰满的日常生活，鲜活至让人惊讶的细致记忆。
老人喜欢吃水饺。当年，开拓团的日本村子和东北本地屯子的距离并不远，宏一家雇佣了一位中国农民帮工。年节时，雇工送来一坛裹在大衣中的水饺。宏一被中国人收养后，学会了做水饺。他的配方是各占三分之一的猪肉、鲜虾肉和白菜，再加点韭菜做馅，用手挤出水饺。探亲时，他热情地做给日本亲友吃。
在讨论“中”、“日”时，很多从普通受难人日常生活中抽象出的词语被抛在了空中，愈发轻浮，随取随用，易被煽动。它们很少再度回归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落实根基。就像开拓团村子与东北屯子的那段路上，抱着一坛水饺在冬夜走路的中国农民的身影，仅在个体的生命经验中存留。
老人平实的自述，是一种温和的发声。他让有关这段历史的整体叙事更为完整、多元，并让那些从无数两国普通民众生命经验中抽离出的大是大非，踏实地回归到一个个体的生命中。在清明而质朴的自觉之外，这份80岁老人的亲述还在平和地表征着个体的庄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