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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鲁迅公园旧称虹口公园，因是鲁迅先生安葬地而易名。公园一角有座“园中园”，叫梅园。园内遍植梅花、松柏，门口的黑色石碑上，8个字格外显眼：纪念故人，祈愿和平。
这片安静的园艺场所，却是为纪念八十多年前的一声轰天巨响而建。
1932年4月29日上午11时30分，侵华日军正在此举行“淞沪战役祝捷大会”，并庆祝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天长节”。突然，一个韩国青年两手一挥，将一个日本便当扔到检阅台上。一声巨响撼天动地。
爆炸声后，侵沪日军总司令伤重而死，日本驻华公使、驻上海总领事、日军第九师团长、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等一批在沪的军政要员被炸伤。
这几乎是日本自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和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人员损失最为惨烈的一次。
“愿与君再面于地下”
1932年4月29日，从清早开始，日本军警就在虹口公园会场周围排满军车，在公园的围墙上架起了机关枪。
附近的马路和交通要道，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森严。
一辆轿车缓缓从远处驶来，坐在前座的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他穿着一身新西装，系着鲜红的领带，肩上挎着水壶，手里还提着一个饭盒，俨然是一副日本富家少爷的打扮，和一众赶来参加“淞沪战役祝捷大会”的日军、日侨无异。然而，他来此的目的却不是“祝捷”，而是为那些耀武扬威的日军要员敲响丧钟。
他叫尹奉吉，号梅轩，本名禹仪，奉吉是他的别名。1908年5月，他出生于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德山面柿梁里。
尹奉吉3岁时，日本政府逼迫朝鲜李氏王朝签署《日韩合并条约》，韩国被日本吞并。
20年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长大成人的尹奉吉投身朝鲜抗日复国运动。他抛妻弃子流亡到中国，几经周折，最终来到上海，加入了一个名为“韩人爱国团”的秘密暗杀组织，成为一名“死士”。
在他身边为他开车的，是一个50多岁老司机模样的中年男人。他穿着中式服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神情严肃。此人的真实身份是“韩人爱国团”的直接领导人。他们这一次的目标，就是日军即将在虹口公园举行的“淞沪战役祝捷大会”。
此去，对年仅24岁的尹奉吉来说，是一条不归路。
尹奉吉正式加入韩人爱国团时，他便已在韩国国旗下宣誓：“作为韩人爱国团一员，决以赤子之心，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击毙敌之将校。”
4月27日，他又在自己的住处，给父母、妻子和两个儿子书写了一封遗书：
“如果你们周身的血液和骨髓依然存在的话，将来也必定成为一个为了祖国而效命的勇士吧！”
“把太极国旗悬在空中，来到我的孤单的墓前，酌一杯酣酒，以慰九泉之下我的灵魂吧。”
次日，他只身来到位于上海法租界内金九的住处，托金九在他身后将遗书转给他在国内的亲人。
汽车在虹口公园附近停下来，金九将身子转向尹奉吉，做了最后的话别：
“余为祖国光复与民族自由，切祈于将作伟大牺牲之君，赫赫之成功，将与君长在。惟最后有一言语君，吾人之敌，倭寇而已，则今日举事，切须审慎，万勿加于倭寇之外各友邦人士。”
金九所说，有一个重要意思：此次行动，除了日本人之外，其他“无辜”一概不能伤及。
那天参加“淞沪战役祝捷大会”的，除了在上海的日侨、日军高级将领，还有各国驻上海使领馆的大使等，他们是“需要团结和依靠的力量”。
这番话，金九说得非常悲壮。尹奉吉早已知道自己此去不可能活着回来，他当即将自己的怀表取下来，留给金九作为纪念，金九也将自己的表送给尹奉吉。
在下车之前，金九对尹奉吉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愿与君再面于地下。”
抱着必死的想法，尹奉吉和金九握手永别。
一个人肯从容赴死，绝非偶然。一切义举背后的推手，都是时代和个人命运的结合。
“一二八”后的上海滩
“1932年的上海，正是淞沪会战的主战场，更是各种势力风云际会的决斗场。”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是国内研究“虹口公园爆炸案”最权威的学者之一。
“‘虹口公园爆炸案’的直接导因，是‘一二八’淞沪抗战，背后更深的背景，当然是日军侵华战争的爆发。”他说。
日本自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后，就一直窥视一江之隔的中国东三省，终于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侵华事变。
由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不战而溃，致使到1932年初，东三省全部沦陷。
占有东三省大片土地后，日本的气焰愈发嚣张。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其侵占东三省的注意力，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带造成威胁，强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把战火烧到了黄浦江边的上海滩上。
1932年初，日本公使馆驻沪武官伙同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制造了所谓“日僧事件”之后，在1月28日从闸北分三路向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领导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这次战役不仅仅掀起了中国全民抗日的高潮，也成为了在沪韩国人与中国人联结的纽带。
此前，在华韩人与中国人的关系一度并不太友好。
1931年的5月至7月，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通过武力支持韩籍移民李升熏等人在长春万宝山强占耕地，并在朝鲜各地大肆煽动反华、排华活动，造成旅居朝鲜的中国侨民一百多人被杀，财产损失无数。
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与韩侨的关系仍没有明显改善，日本随即又指使一些韩籍浪人在中国境内滋事生非，金九曾在自己的回忆录《白凡逸志》中写道：“就连中国的知识阶层，也对我们民族抱有恶感”。
“一二八”淞沪抗战开战后，中国军人的英勇无畏，让上海各界民众的心中燃起了熊熊的爱国抗日烈火，其中也包括有正义心的韩侨。
“在上海的韩国青年团组织了救护队，韩国的爱国妇女在上海街头张贴了很多反日标语，韩国的青年志士还到中国军队里从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沐涛说。
上海也是韩国复国运动的领导中枢所在地。1919年4月，流亡在上海的韩国复国运动各派领袖，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推选美国留学生李承晚为国务总理，安昌浩为内务总长，李东辉为军事总长，金九当时是安昌浩领导下的警务总长。
这位流亡异国的政府警务总长，自然没有什么维持治安之类的警务职责，相反，他的任务多是见不得光的秘密行动。在上海十多年后，金九逐渐成为了韩国复国运动的核心人物。1929年，他和安昌浩、李东亭在马浪路（现马当路）普庆里4号的石库门里一栋小楼内，联合各派成立了“韩国独立党”，专门组织暗杀活动。 1932年的1月8日，金九曾派人到东京行刺裕仁天皇，可惜因为炸药没有爆炸，行动失败。
淞沪会战爆发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让日军付出了惨重伤亡。无论是金九还是在沪的韩国独立党，都对这场在上海爆发的中日之战抱有极大的希望。
但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让十九路军孤立无援。甚至是在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之时，蒋介石还下达指示：“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
军政部长何应钦曾密令空军“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
上层如此消极的态度，十九路军最终不得不放弃江湾、闸北的大片阵地，撤退到上海市郊抵抗。
3月3日，经过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斡旋，中日代表在24日开始举行和谈。
正在双方谈判进入最后关键阶段时，日方却借庆祝“天长节”为由，要于4月29日在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庆祝淞沪战争的“胜利”，这无疑是赤裸裸的挑衅和炫耀。
“日方代表在谈判中非常蛮横，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及周边地区，由日本军队驻守除租界以外的一切地区。所以虹口公园的阅兵式，是想通过炫耀军威，在谈判中获得最大利益。”沐涛分析。
“一二八”淞沪抗战，最后以和谈的方式结束。这无疑是十九路军和在沪韩侨都不愿意接受、又无可奈何的结果。
本来互不相干、甚至相互抵触的中、韩两股力量，因为“一二八”战役不够圆满的结果和日军在虹口公园的挑衅，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上达成了某种“暗合”，于是一个惊天的计划，应运而生。
谁是真正的幕后
淞沪战争结束后的某日，曾在上海的日用品工厂做工，后来改在虹口菜市场卖菜的尹奉吉敲开了金九的家门。
“尹奉吉最初是为了做大事而来上海的，所以挑着菜担子在虹口来来去去等着机会到来。现在淞沪战争也结束了，嗟叹求一死之地之难，因此来找我，问有没有像东京事件一样的计划。我回答他说，‘有志者事竟成，你放心吧，我正为寻找像你这样的人而苦闷呢！’”
金九又说，“日寇在这次上海事件中获胜，正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呢！4月29日他们将在虹口公园内举行盛大的集会庆祝天长节，你这次去完成一个大任务如何？”
尹君欣然答应，“我完全听您的吩咐，现在已下定决心，请赶快准备吧。”
金九在《白凡逸志》里这样回忆了他和尹奉吉初见的情景和整个“虹口公园爆炸案”计划的起因。
在他的叙述里，丝毫未见其他在沪势力的帮助和参与。
“关于金九为什么要组织这起爆炸案，各家说法不一，现在主要有两个版本。”沐涛说。
一是中韩合作说。石源华和沐涛等中国研究者大多倾向于这个版本。
从国民党当时的内部形势来看，淞沪抗战爆发时，正是“宁粤分裂”刚刚结束之时。粤方，陈铭枢出任京沪卫戍区司令。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都是陈铭枢的旧部。
无疑，他们对导致淞沪抗战失败的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十分不满。
虽然蔡廷锴在后来出版的自传中对“虹口公园爆炸案”只字未提，但是他在记载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范志陆来密谈的细节时，依稀提到了一些相关内容。
范志陆说：“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最好办法，如能成功，收效甚大。”
蔡廷锴问有何办法，范志陆回答：“敌方有革命党，联合高丽革命党向我们接洽，待敌方开某会之时，乃以炸弹对付。”
蔡廷锴嘱咐：“如果系间接办理，不成问题，如系直接，恐事情不密，就会弄成国际交涉。”
从这段对话，可以推测，蔡廷锴至少是事先了解“虹口公园爆炸案”计划的。
“陈、蒋、蔡三人秘密商量后，决定在1932年4月29日趁着日寇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时，制造爆炸，把日本海陆军高级将领一网打尽。”沐涛说。
此时，这个谜案中的一个争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上海的暗杀大王、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
石源华认为，因为当时正是中日两方停战会谈之际，爆炸的事情必须做在暗处，所以陈铭枢找到了王亚樵，希望由他派人实施。
因为祝捷大会不允许中国人参加，参加者只能是日本人和在沪韩侨，王亚樵领导的“铁血锄奸团”没法派上用场，所以王亚樵就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找到在上海的安昌浩，安昌浩又出面请在上海已经组织起“韩人爱国团”这个暗杀组织的金九具体实施。
“中国的军方筹集了4万元军费，通过王亚樵转由安昌浩交给金九，作为这次行动的活动经费和善后经费，其中的2万元用来制造炸药，剩下的2万元作为抚恤金转给了尹奉吉的家人，但是这个细节没有特别凿实的史料来支撑。”石源华说。
而沐涛则认为，王亚樵可能压根儿就没有参与这件事。
1983年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发表了《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首次提出十九路军、王亚樵和韩方共同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的说法，其中说，王亚樵让王述樵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约安昌浩，商量行动计划。但是沐涛认为，王述樵的论述有诸多漏洞。
“此后，在上海又有一个老先生曾自称是王亚樵的手下，说王亚樵曾参与了虹口公园爆炸案，但是我们再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又说不出细节来。”沐涛说。
不论王亚樵是否参与了虹口公园爆炸案的策划过程，十九路军和韩国革命党的秘密合谋，似乎不无依据。
第二种说法，是韩国学者比较倾向的，就是金九独立负责说，而最有力，也是唯一的史料就是金九的自传《白凡逸志》。
事实上，在虹口公园爆炸案之前，金九和他的“韩人爱国团”，还没有任何一次成功的暗杀记录。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也是金九和整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人员、经费上最困难的时期。
“当时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独立运动正处在低潮时期，许多革命者都被逮捕，也有一批意志薄弱的人干脆撒手不干回了韩国，或者为了生计各奔前程。本来有千余名独立运动者，到了1932年前后，就剩下了几十人。而且因为韩国国内的反日斗争在国内影响不大，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在这种状态下，金九的思路是，不能正面军事袭击，搞搞暗杀也能振一下士气，因此，他成立了以暗杀为主要目的的“韩人爱国团”。
“另外，金九一直希望得到国民党的支持，但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太小，所以国民党高层没有通过官方渠道跟他们打过交道。金九也希望借助这次爆炸案在国民党内得到一定的认可，由此获得更多军事、经济上的资助。”
虽然，到现在为止，十九路军是否参与策划了这起爆炸案，仍没有特别详实的史料作为旁证，但有一点是各方都认同的：在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下，这个暗杀计划如果成功，对十九路军和韩国临时政府来说，都是绝对的好事。
“尤其是对韩国方面来说，这个计划成功与否，对韩国革命者在中国的复国运动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和转折。”石源华说。
而金九最终选择尹奉吉来担此重任，主要有几点考虑：一、根据他的观察，尹奉吉确是一心报国，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二、尹奉吉来上海的时间尚短，不容易被人怀疑；三、尹奉吉在虹口公园附近卖菜时认识了不少日本宪兵，可以利用这些人作为行动中的掩护。
于是，便有了金九与尹奉吉在寓所会面的那一幕。
两枚炸弹
得到了资金，又找到了合适的人，金九开始设计爆炸案的细节。
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把炸药安全地带进会场。
当时，日方的报纸《上海日日新闻》上刊登，凡是参加天长节庆祝的人都要携带午餐饭盒一个、水壶一只、太阳旗一面。
金九在自传里写道，看了这个新闻，他马上到西门路拜访了王雄（本名金弘逸），要他与上海兵工厂厂长联系，制造像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形的炸弹，还要在3天之内送过来。
根据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邵雍的研究，事实上，1932年4月，上海兵工厂控制在十九路军手中，王雄既是韩国独立党党员，又是上海兵工厂的中校兵器主任兼十九路军的后方情报局长。
“这就是在韩国临时政府中身居要职的金九为什么要屈尊拜访王雄的原因。”邵雍分析。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金九并没有在自传中交待这段背景。
王雄从兵工厂回来后就对金九说：“你要亲自到兵工厂去一趟。”
第二天，金九就去了设在江南造船厂里的兵工厂。
“厂子的规模不大，主要是修理大炮、步枪。他们让我看在王伯修技师指导下制造的水壶和饭盒形炸弹的性能。”
金九在回忆录中说，试验的方法是在院子里挖个坑，坑口四周放置铁板，把炸药放在当中，雷管上引出一条长线，一人躺在数十步外拉动引线，土坑里随即传来爆炸声，铁片四处飞溅，场面非常壮观。
王伯修和金九说，雷管要这样试验20多次，若没有一次失败，才能装在试验物里。
“兵工厂之所以这么细心，是因为对上次东京事件所用的炸药性能不好，未能炸死日皇，他们感到遗憾，所以才这么小心。”金九写道。
试验成功后第二天，兵工厂的人用汽车载着两枚水壶和饭盒形的炸弹，送到了位于西门路的王雄家，“这是他们考虑到我们自己搬运这些禁物的困难。”金九在王雄家见到这两枚炸弹的时候，对兵工厂的帮助感激不已。
他马上脱下身上破旧的中式服装，换上了一套在估衣店新买的西装，打扮成绅士模样，把两枚炸弹亲自带到法租界里一个亲近的同胞家。
为了保密，他并没有跟主人说明真相，只说是贵重的药，要小心火烛，便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好了炸弹。
正在金九为炸弹的制造、运输和藏匿忙碌的时候，尹奉吉也在为自己几天以后的“大动作”做着各种准备。
他每天都穿上很整齐的日本式西装，到虹口公园去详细察看会场的布置，同时预先选择好行事的最佳地点，还搜集了不少白川的照片，并购买了日本国旗。
行动前一天，尹奉吉从虹口回来后，对金九说：“今天白川这家伙也去看会场的设施，就站在我身边，我想今天我身边有炸弹的话，当场就可以把他解决了。”
金九听了马上正色道：“这是什么话呢？猎人打猎不射栖鸟和睡兽，一定要使之飞、使之奔而后才射，这才感到痛快。现在尹君你说这话，看来你对明天的事信心还不足。”
尹奉吉急忙辩解说：“不是的，那家伙一站到我身边，我心中马上起了这个念头。”
金九是个暗杀高手，他告诉这个志在必得的年轻人，“一定要镇定，内心不安情绪就不稳。”
当晚，送尹奉吉回宾馆后，金九马上带着两枚炸弹到了他的一位韩国朋友金海山的家里，告诉他尹奉吉明天有重要任务要远赴东三省，请他买点牛肉，明天早上给尹奉吉做早餐吃。
金九知道，这将是尹奉吉作为自由之身的最后一顿饭。
“祝捷大会”
4月29日一早，金九亲自开车送尹奉吉到虹口公园附近，尹奉吉下车后，金九马上到另一名韩国朋友的店里去写了一封信，交给店员金永麟，要他务必急速转交给安昌浩。
信的内容是：“从上午十点左右起请不要在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
紧接着，金九回寓所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转移到一位美国朋友家，焦急地等候消息。
尹奉吉顺利进入“祝捷大会”会场，当时的时间，是4月29日早上7点45分左右。
会场内聚集了10万多如痴如狂的日本军人和侨民，他们天未亮就起了床，成群结队地奔赴虹口公园。甚至有襁褓中的婴儿，在母亲的怀里，也来参加“祝捷大会”。
整个虹口公园，洋溢着日军“狂欢乱舞”的胜利快感。
尹奉吉冷静地慢慢向检阅台靠近，他最后站立的位置，在检阅台后方20米处，接近于他前两天确定的理想地点。
10点整，“祝捷大会”开始。出席者有侵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日本居沪流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等10余名日军高级将领。
按照祝捷大会的程序，首先由阅兵总指挥植田中将下令检阅开始，根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受阅军队有炮兵1团、步兵3团、重炮、山炮、运输、坦克、装甲车各1队。
随即，日本小学生列队经过检阅台。
各国领事都还在台上，想到金九嘱咐的不能伤及无辜，尹奉吉只能耐着性子等候机会。
老天帮忙，11点多钟，天空突然黑云密布，下起了小雨。各国领事纷纷为躲雨走下了检阅台，向场外走去。
而“祝捷大会”正进入高潮，几个日军高级将领先后祝辞，台上台下的全体日本人都高唱起日本国歌，21响礼炮也开始轰鸣。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尹奉吉见机会已到，急向前冲了五六步，双手一挥，把饭盒形的炸药扔向检阅台，正好落在白川、河端等人的脚下。
一阵巨响，天崩地裂，浓烟滚滚。人们抱头鼠窜，全场一片混乱。
韩国人所办的《独立评论》报道了当时的情形：
“该青年两手一挥，一便当高飞台上，台上人物，应声纷扑。”
“于是倭贼上下淘淘，所谓二十一发皇礼炮，亦因一声炸响而停。瞬息之间，庄严庆祝会，顿成凄惨阎罗殿。”
侵沪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一命呜呼，他的前任植田谦吉和野村吉三郎同在台上，一个左脚被炸断截肢，一个左眼被炸瞎。淞沪抗战中的前后三任日军首领一死两伤。此外，侵沪日军陆战队司令当场丧生，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在检阅台上的日军高级将领非死即伤，无一幸免。
炸弹爆炸后，日军迅速包围了会场周围3里之地，严密搜查区内所有的人。当场逮捕了多名韩国人，包括没来得及脱身的尹奉吉。
“据说，当场有人看到，炸弹爆炸后，尹奉吉双手伸向天空，大声欢呼，根本没有逃脱的意思，他是一心赴死的。”石源华说。
被同时抓捕关押的，除了韩国人，还有数名苏联人和中国人，他们都被关入东江湾日本宪兵司令部，被严刑拷打。
尹奉吉为了保全其他人，挺身而出承认炸弹是自己扔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人所为。
日军疯狂的报复目标却不会止于尹奉吉一个人。“他们本来就一直想抓捕在上海的韩国革命党人，碍于他们藏身于法租界，日军没理由抓人。”石源华说。
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后，他们便出动大批军警，强迫法租界巡捕房抓捕居住在法租界的韩国人，当天就抓捕了安昌浩。
第二天凌晨，他们干脆分乘12辆卡车冲进法租界，搜捕了17个韩国人，金九等三人躲到美国传教士费吾先生家里，才幸免于难。
即便被当场抓获的尹奉吉主动担下了所有罪责，日军也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刚刚与中国军队鏖战了三个月，侵入上海代价惨重。这时候发生的虹口公园爆炸案，他们自然认定背后有中国人的身影。
在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日本媒体的报道中，都“指认”投掷炸弹的是中国人。直到尹奉吉的身份查清，才开始把报道的矛头指向韩国人。
事实上，日本人一直认为，这件事情和中国方面一定有关。
“日本特务机关认为，金九等一派从中国抗日团体接受资金、炸弹等方面的援助，在爱国团的名义下，指使无知无赖之徒进行了上海新公园的爆炸事件……他们越来越受到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同情和保护。”邵雍说。
而就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之时，中日双方已经基本谈妥了停战条件，双方议定在5月5日签订停战协定。虹口公园的那声巨响，足以改变历史的走向。出人意料的是，不可一世的日军，竟然在这一事件上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日本当局训令谈判代表重光葵：“停战会不以炸案而停顿。”由此足见日本急欲结束上海战事的真实心态。
淞沪战事的规模和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日军的预料。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军队的第一道防线，却已是强弩之末了。一个并非嫡系的十九路军就让他们焦头烂额，国民政府还有上百万的中央军未动，战端再扩大，日本没有取胜把握。
5月5日，在上海宏恩医院，刚刚在虹口公园被炸断了一条腿的重光葵躺在病床上，代表日本在《淞沪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一二八”事变宣告结束。
5月10日，金九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郑重宣布由他本人和“韩人爱国团”对此次事件负责：
“日本用武力吞并韩国，嗣又抢占满洲，复无故侵入上海，破坏东亚和平与世界和平。故余决定向世界和平之敌与人道公理之破坏者复仇，初次余派代表李奉昌赴东京，渠已于1月8日狙击日皇。嗣余派尹奉吉于4月29日至虹口公园，杀日本军事领袖。”
接着，金九又在公开信里介绍了尹奉吉的简历和他本人的经历，尤其说明了“韩人爱国团”的性质和任务。
在金九的回忆录中几乎没有提到中国方面为虹口公园爆炸案提供的任何协助，但在提到公开信时，却露出了这样一个细节：事发后，日军第一次悬赏20万元，第二次由日本外务省、朝鲜总督府、上海驻军司令部联合悬赏60万元捉拿他，而“南京政府告诉我，如果我在上海危险的话，将派飞机来接我。”
事实上，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后，中国各方也确实给予了在沪韩国人各种形式的支持。
中国朋友
虹口公园爆炸案所造成的后果，远远超出了策划者和执行人的最初想象。
爆炸案发生后一个月中，日军疯了一样地到处搜捕金九。而他一直住在美国传教士费吾家里。
有一天，费夫人对金九说，你们的行踪泄露了，必须赶紧离开。
于是，金九和费夫人装成夫妇的样子，坐着费家的汽车，由费吾先生开车离开。车子开出大门后金九才发现，外面密布着中国、苏联、法国的侦探，因为是美国人的家，所以他们才不敢动手。
费吾加速开车，经过法租界到了中国地界，下车后，金九去了火车站，转乘火车避身到嘉兴。
这是金九的中国朋友——褚补成的故乡，褚补成曾任浙江省长，在嘉兴南门外有一处风景秀丽的老宅，这也是金九的藏身之所。
金九暂住嘉兴，跟着他祖母的姓改姓张，名字改为震，“知道我底细的，只有褚家父子婆媳和养子陈桐荪夫妇。”金九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山清水秀的嘉兴，金九隐姓埋名躲藏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年轻的尹奉吉，却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的当年就殉国了。
1932年5月25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以“杀人”、“杀人未遂”、“违反爆破物取缔罚则”等罪名判处尹奉吉死刑。
11月18日，尹奉吉在日本重兵押送下，被秘密押往日本神户，然后又被移送到大阪的陆军监狱。不久，就被日本陆军第四师团军法会议判处死刑。
12月20日，尹奉吉在日本金泽郊外的三小牛兵工厂工地上被处决，牺牲时，年仅24岁。这一年，他妻子26岁，两个儿子一个6岁，一个年仅3岁。
尹奉吉的尸首被就地掩埋，其上没有任何标志。
与金九关系最为密切的安昌浩，也没能躲过一劫。
其实，安昌浩是在去韩国侨民团团长李裕弼家途中，被误认为李裕弼被捕的，他当时并没有在临时政府中任职，而且已经入了中国籍。
安昌浩被捕后，上海各界很快展开了营救包括安昌浩在内的被捕韩侨的活动。
在上海的中国民众团体联合会、上海总工会、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中韩抗日大同盟等20余团体曾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称各国政治犯一向受他国保护。
到了5月18日，上海律师工会又就法租界巡捕房逮捕25名朝鲜籍人士，并将其引渡给日军营一事发表了宣言，说此举违反国际公例。
因为安昌浩在1922年已经获得了中国国籍，上海律师工会又向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和外交部发函，要求他们向上海法租界当局提出抗议，“以保国权”。
5月下旬，广州各界也相继通电反对上海法租界当局引渡安昌浩。
“虽然这场轰轰烈烈的‘援安运动’并没有让安昌浩最终获救，但是上海律师会对法租界当局的抗争，让法租界在此之后不得不在类似问题上有所注意。”石源华说。
最终，日本方面也没有抓到安昌浩与虹口公园爆炸案有牵连的确凿证据，但又不甘心将其释放，只能把他押解到韩国的监狱中关押。
1938年，安昌浩因病获准保释出狱，不久患肝硬化去世。
除了金九、尹奉吉、安昌浩这三个“虹口公园爆炸案”的直接相关人，大部分被拘捕的韩侨，在中国各界的声援和舆论的压力下，都先后被释放。
虽然韩国临时政府因这起爆炸案，不得不逃离上海，把总部挪到杭州，但这次行动的成功，也让金九和临时政府开始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青睐。
通过在国民党中央国际宣传部任职的韩侨的引荐，1933年的5月，蒋介石在南京亲自召见了金九，两人还照了一张合影。
此后，蒋介石每月固定拨给韩国临时政府5000元生活费，并且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吸收了不少韩国人，为临时政府培养军事人才。
金九也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座上客，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开始正式和国民党政府建立了联系，收到固定的各种援助。
“也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对金九的公开支持，让临时政府的内部失去了平衡，金九一派牢牢控制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权，朝鲜共产党的力量受到排挤，有些党员便转赴江西苏区和延安。”沐涛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虹口公园爆炸案’对中、日、韩三国历史发展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尹奉吉牺牲8年以后，1941年1月，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陕西桐峪举行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上，中、朝两国与会的全体同志为尹奉吉致哀。
到今天为止，上海马当路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仍然是几乎每个来上海旅游的韩国人必到之处，而“虹口公园爆炸案”，正是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时期最轰动的一个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