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来破天荒 习近平发力宗教改革(图)

十五年来破天荒 习近平发力宗教改革(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4月22日至23日,中国全国性的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参加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常委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俞正声等人。

  中国突然提高宗教工作会议的规格,这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宗教工作会议大多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主持。像2011年至2015年的宗教工作会议,都是由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主持召开。

  中共上一次召开如此高级别的宗教工作会议还是在2001年,那时候天安门刚刚发生了自焚事件,宗教问题成为中国各阶层关注的焦点。2001年12月,江泽民主持召开宗教工作会议,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等政治局常委出席会议。

  时隔15年之后,习近平为何再次召开如此高级别的宗教工作会议?外界认为,这可能和中国宗教事业面临的内外环境有关。在国际上,宗教问题成为许多国家对中国政策持有异议的借口;在中国国内,宗教事务乱象纷呈,宗教管理机关面临着可能失去民众信任的风险。

  有观点认为,近年来国际宗教势力对中国的干涉正在增多。2016年3月29日,在习近平访问捷克的时候,捷克的天主教大主教杜卡(Dominik Duka )向习近平提交亲笔信,信中呼吁中国对宗教自由松绑。某些西方国家还指责浙江省拆除教堂的行为,认为这破坏了宗教信仰自由。

  而在中国国内,宗教事务的乱象削弱了宗教领导机构的公信力。2015年关于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私生子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假活佛白玛奥色事件更是引起社会的广泛质疑,以至于中共对此建立了专门的活佛查询系统。寺庙宫观“被承包”、“被上市”等商业化乱象早已引发信众的不满,宗教事务的功利化削弱了宗教机构的公信力。

  也许正是因为国际宗教势力的干涉和国内宗教的乱象,让中共高层选择在现在召开如此高级别的宗教工作会议。习近平在本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宗教的观点,这些观点可能将长期的影响中国宗教政策的制定。

  

十五年来破天荒 习近平发力宗教改革(图)

  在本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两个目的”和“一个手段”。所谓“两个目的”,一是保证中共对宗教事业的绝对领导,二是保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拒绝国际势力的干涉;而“一个手段”,则是宗教管理的法制化手段。

  在习近平的讲话中,宗教事业要维护中共统治的观念贯穿始终。他说,做好宗教工作,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处理宗教关系,必须把握坚持中共的领导、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个根本。习近平认为,能否团结宗教信众拥护中共的领导,这是判断宗教事业成败的标准。

  习近平还说,宗教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是支持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他说,中国做好宗教工作,必须中国独立自主自办,要坚决的抵御国际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习近平认为,现在应重视互联网在宗教传播中的作用,防范国际宗教机构利用互联网不受监督的传教。

  无论是维护中共的统治,还是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这都是中共的一贯政策,并不出乎外界的预料。有人将中国的宗教状况,类比于英国崛起时期的国教独立。在16世纪末,崛起的英国不甘心罗马教廷借宗教掌控英国,因此宣布英国国教独立。英国国教独立增强了英国的力量,促进了英国的崛起。

  习近平所说的“一个手段”,则是指政府管理宗教事务要采取法律的手段。习近平说,要利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在中国,宗教信仰极有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引发点,而政府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可能会激发宗教信徒与政府的矛盾。习近平要求政府采取法律的手段管理宗教信徒,可能侧重的是对政府管理宗教信徒方式的约束。

  法制化的手段,也包含利用法律管束宗教信徒。习近平说,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信教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提高法治观念。在中国的法律中,未经过行政部门许可的聚集是非法行为。习近平所说的法治化手段,预防宗教信徒的非法聚集也许是意图之一。

  2001年江泽民主持召开的宗教工作会议,对中国的宗教事业发展影响深远,间接的促使了《宗教事务条例》的出台。时隔15年之后,中共再次召开如此高级别的宗教工作会议,这也许为未来中国的宗教政策制定定下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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