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4月22日至23日，中国全国性的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参加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常委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俞正声等人。
中国突然提高宗教工作会议的规格，这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宗教工作会议大多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主持。像2011年至2015年的宗教工作会议，都是由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主持召开。
中共上一次召开如此高级别的宗教工作会议还是在2001年，那时候天安门刚刚发生了自焚事件，宗教问题成为中国各阶层关注的焦点。2001年12月，江泽民主持召开宗教工作会议，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等政治局常委出席会议。
时隔15年之后，习近平为何再次召开如此高级别的宗教工作会议？外界认为，这可能和中国宗教事业面临的内外环境有关。在国际上，宗教问题成为许多国家对中国政策持有异议的借口；在中国国内，宗教事务乱象纷呈，宗教管理机关面临着可能失去民众信任的风险。
有观点认为，近年来国际宗教势力对中国的干涉正在增多。2016年3月29日，在习近平访问捷克的时候，捷克的天主教大主教杜卡（Dominik Duka ）向习近平提交亲笔信，信中呼吁中国对宗教自由松绑。某些西方国家还指责浙江省拆除教堂的行为，认为这破坏了宗教信仰自由。
而在中国国内，宗教事务的乱象削弱了宗教领导机构的公信力。2015年关于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私生子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假活佛白玛奥色事件更是引起社会的广泛质疑，以至于中共对此建立了专门的活佛查询系统。寺庙宫观“被承包”、“被上市”等商业化乱象早已引发信众的不满，宗教事务的功利化削弱了宗教机构的公信力。
也许正是因为国际宗教势力的干涉和国内宗教的乱象，让中共高层选择在现在召开如此高级别的宗教工作会议。习近平在本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宗教的观点，这些观点可能将长期的影响中国宗教政策的制定。
在本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两个目的”和“一个手段”。所谓“两个目的”，一是保证中共对宗教事业的绝对领导，二是保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拒绝国际势力的干涉；而“一个手段”，则是宗教管理的法制化手段。
在习近平的讲话中，宗教事业要维护中共统治的观念贯穿始终。他说，做好宗教工作，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处理宗教关系，必须把握坚持中共的领导、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个根本。习近平认为，能否团结宗教信众拥护中共的领导，这是判断宗教事业成败的标准。
习近平还说，宗教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是支持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他说，中国做好宗教工作，必须中国独立自主自办，要坚决的抵御国际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习近平认为，现在应重视互联网在宗教传播中的作用，防范国际宗教机构利用互联网不受监督的传教。
无论是维护中共的统治，还是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这都是中共的一贯政策，并不出乎外界的预料。有人将中国的宗教状况，类比于英国崛起时期的国教独立。在16世纪末，崛起的英国不甘心罗马教廷借宗教掌控英国，因此宣布英国国教独立。英国国教独立增强了英国的力量，促进了英国的崛起。
习近平所说的“一个手段”，则是指政府管理宗教事务要采取法律的手段。习近平说，要利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在中国，宗教信仰极有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引发点，而政府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可能会激发宗教信徒与政府的矛盾。习近平要求政府采取法律的手段管理宗教信徒，可能侧重的是对政府管理宗教信徒方式的约束。
法制化的手段，也包含利用法律管束宗教信徒。习近平说，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信教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提高法治观念。在中国的法律中，未经过行政部门许可的聚集是非法行为。习近平所说的法治化手段，预防宗教信徒的非法聚集也许是意图之一。
2001年江泽民主持召开的宗教工作会议，对中国的宗教事业发展影响深远，间接的促使了《宗教事务条例》的出台。时隔15年之后，中共再次召开如此高级别的宗教工作会议，这也许为未来中国的宗教政策制定定下了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