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随着中国反腐高潮的褪去，舆论场关于中共反腐是“雷阵雨”、“陷于停滞”，“选择性反腐”等各种论调再次甚嚣尘上。不可否认，当前中共打虎频率、尺度不如从前，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外界就需要对中国的反腐败产生悲观，事实上，不论是横向观察各个国家的反腐败历程，还是纵向回顾中国的发展历史，都不难看出，中国的反腐败仍是一个不断推动历史向前进的过程。
及至今天习近平与王岐山的时代，中共建国已六十多年，改革开发也已近四十年，习近平执政与王岐山反腐的大环境也远没有建政之初那样如履薄冰。尤其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持续高速发展所奠定的良好的经济基础，不仅使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有赶超美国之势，并且借此提升的国际话语权使得中国在世界上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广阔。然而，在享受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繁荣时，也必将同时面对与发展相伴相生的腐败丛生、制度建设不足等问题。
环顾世界，这一问题并非中国独有的痛楚，在包括美欧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和中国相同的社会病症。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即高速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空前”的腐败。亨廷顿研究发现，“公职人员没有自律感，缺乏操守，妄取分外之利，不尽分内职责”在各个文化形态中都存在，而且“在绝大多数文化中，腐败现象在现代化进程最激烈阶段，就会广泛的蔓延于整个官场”。像英国在18世纪和美国在19世纪，相对于其他时期都更加腐败，而这个时期也是它们加速进行现代化的过程。随着现代化的完成，不论是19世纪之后的英国还是20世纪之后的美国，其腐败程度都大为好转。
回顾中国现代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习近平当下所面临的反腐局面，正是在21世纪努力追求和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所必然面对的问题。处于现代化关键进程中的中国，由于各项制度的建设都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使得腐败在一个时期成为了改革的衍生品，官员也乐于在“唯GDP论”的时期，在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绩同时进行寻租腐败。从某种程度上说，腐败在经济高速发展初期某种程度上确实充当过“润滑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败程度的加深，一些官员从当初的“拿钱办事”过渡到“拿钱也不办事”，甚至本当充当裁判的政府官员纷纷“下场踢球”，以手中的权力挤压正常自由经济竞争者，这是令公众难以接受的。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自然成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态健康的最大阻力，并且通过三十多年的累积，造就了中国经济和政治生态的畸形结构。
腐败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阻碍这一现实，有力的说明了腐败问题从来都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因此，反腐战争也必然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相关利益集团、腐败分子必然在高压反腐下产生强力反弹。所以才会出现官僚体系以“不作为”对反腐消极反抗，才会出现“反腐应当适可而止”的声音，才会出现郭文贵等人隔洋越战的嚣张场面。面对这样的情景，习近平绝对不能手软，而必须以雷霆之势继续对腐败予以最强的打击。
中国的腐败现状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阵痛，也是当今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面对过的阶段性问题，而中国在习近平和王岐山的铁腕之下也正走在被许多国家验证过的正确的反腐路上。因此，习近平和王岐山需要坚定中共的反腐之路，一如既往地雷厉风行，在挑战中抓住机遇，将强势反腐进行到底，中国必将取得反腐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