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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中纪委公布了对共青团中央书记通报整改情况，1.5万字的长文不仅直指共青团存在的要害问题，还可从中一窥中共群团改革的最新进展。其中，团中央“机 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再被抛出，这与邓小平曾经提出的干部“四化”方针背道而驰，激起舆论涟漪。有评论指出，这是中国群团组织普遍存在的改 变制度属性的必然结果，只有切实深度整改，才可能有群团组织功能的实质性回归。
新旧“四化”的演变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等人的长远布局中，刻意培养了两大接班群体。这两个群体，一个和中共具有政治血缘的共青团，党的后备军；一个和自己具有家庭血缘的红二代，亦即今天统称的太子党。对于这批干部的选拔要求便是“四化”方针。
“四化”方针的制订有这样一个过程，1980年8月， 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主张，这是干 部“四化”的雏形；同年12月，邓小平又“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 干部“四化”概念由此诞生；1982年12月，在中共十二大上，干部“四化”被写入党章。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才成为现代化建设最为短缺资源(图源：AFP/VCG）
在 “四化方针”的推动下，团干部成为中共后备人员储备机构。一大批年轻人进入省部级行列，并被擢升进入中央，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更新、淘汰、遴选，逐步形成了今天的新生代执政团队。曾有分析人士认为，“共青团派”在这30年来经历了大起大落以及分化蜕变。
比如改革开放之后，共青团有三次成为舆论焦点，第一次 是上个世纪80年代，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总书记时期，此时期被认为是集结队伍的发轫期；第二次，是团中央掌门人胡锦涛当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外界 有人认为这是共青团派全面扩张的鼎盛期；第三次，则是当下共青团痛定思痛后对外宣布要进行改革的“危机时期”。也是此时，共青团存在的“新四化”问题不只 一次遭到敲打，这也是执行干部四化方针时出现的偏差。
危险的“贵族化”
邓小平提倡“年轻化”是为了改革毛泽东时代所遗留下来 的干部队伍老龄化的一弊端,因时代的特殊性，一大批文革后平反的高龄官员重回政坛，然而这一弊端早已清除。但当下的人们不仅没有联系邓小平出台政策的时代 背景，而且还有长浪后浪推前浪之势，把“年轻化”标准到处应用，导致歪曲。
“年轻”意味着充满活力、有干劲、敢于冒险，同时也意 味着人生阅历不足、浮躁。这一副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行各业对“年轻化”的要求越来越猛而逐渐显现。如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建议提倡在政府部门要引进 市场竟争机制，要让市场竟争机制在政府部门发挥其高效能作用，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就需活用、或得打破邓小平“四化”中的“年轻化”这一羁绊。否则，竟争机 制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有一道迈不过的“年龄坎”。
而如今，中共对包含少先队在内的共青团规定的主要任 务，是培养中共的接班人，为党输送新鲜血液，眼下似乎已成为成为官方政治结构中的巨大包袱。中纪委整改通报中透露，团中央尽快完善、出台团中央改革方案， 在年内完成团中央全委会、常委会改革和团中央机关机构设置及部分直属单位整合工作；以上率下带头去除“四个化”倾向；引导干部破除“只当后备军、不干群团 活”的观念误区。
上述通报指出的问题一针见血。这是干部“四化方针”执 行至今出现的偏差，集中体现在中纪委指出的“贵族化”倾向上。在整改计划中，通报提出，要推动各级青联大幅提高来自基本群众的优秀代表比例。因为至今为 止，在一些人眼中，机关、企业内是为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在这些机构下长成的孩子们很多是高才生，这些高才生因为符合“知识化”、“专业化”，在和平年代 一入党就是“革命化”。
“重精英、轻草根”的用人思想模式毋须改变，这是值得 中共警惕的一个用人误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提高基层中基层一线人员比例，打破限制选拔团干部，吸收各行各业的青年群体，建立具有各个层级代表性 的干部队伍才能建立全面的人才体系。有评论认为，当下共青团已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处，遭遇生存危机的同时必然要作出改变，但如何在新形势下再度破茧不仅仅 是喊口号那么的简单，如何在未来时刻里东山再起，外界还需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