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中共党媒曾经于4月5日发布通报，称郭伯雄案已经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并称，军（专题）事检察院查明郭伯雄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或调整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郭伯雄对涉嫌受贿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郭伯雄案被移送审查起诉后，外界普遍认为郭案因涉军方机密，很可能将不公开审理。
近日有网络传言称，中共军委突然下发通令，要求在郭伯雄案审结后立即开展肃清郭徐残余势力的运动，要“斩草除根”。这种信号或表示郭案已经审理完毕或即将开审，这种猜测在坊间早有流传。令人注意的是，该传言还称，中共军委此次下令要清查的，不仅是跟郭伯雄、徐才厚有关的军中“炸弹”，还提出要清理与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有关的人。如果中共军委的通令中确有其事，那么可以推测已经倒台的周永康、薄熙来和令计划曾经把黑手伸入中共军队。
2008年9月26日，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发射现场，周永康（左）、郭伯雄（中），令计划（右）。（图源：央视新闻联播截图）
周薄徐郭令狐唱枭和
早在2014年12月22日，曾经的中办主任令计划成为反腐盛筵中的“冬至饺子”之际，外界就曾将其与之前已经落马的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合在一起，称为中共政坛的“新四人帮”。之所以将他们这样冠以这样的称号，是因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以及令计划的落马，不仅涉及贪腐，还因为他们像当年的“四人帮”一样，有所勾连并试图推翻中央夺取权力的权斗色彩。但是当时的官方媒体还一度遮掩这种痕迹，努力将苏荣与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并列提及，强调他们的贪腐属性，称他们是中共反腐风暴中挖出的 “巨虎”。
直至2015年7月30日，中纪委网站正式宣布，郭伯雄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中共党籍并移交军事检察机关。半年后的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中共高层在总结十八大以来的整风反腐成效，直接点名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将这五个在政坛一度位高权重、却又破坏中共“政治规矩”、严重“山头主义”的落马官员并列提及。并称他们“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官媒也不断披露，周、薄、徐、郭、令等“搞团团伙伙”、“违反政治规矩”、“跨越政治红线”等。
早前的文章《北京（专题）观察：薄周徐的狐唱枭和》中，对于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三人的勾结传言已经有所表述。但是实际上，作为和徐才厚并列为“双首长”制度下的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在落马之前就被认为和徐才厚案无法切割。郭、徐二人联手包庇“军中老虎”谷俊山的传言也多次传出。而令计划和周永康的“合作”，据传早从2012年3月，令计划儿子的法拉利车祸就已经开始。如今，周、薄、徐、郭、令皆已落马，军方也查处了一大批涉与徐、郭关系密切的军队高层将领，但是郭伯雄、徐才厚在军队思想、作风等深层次的影响，清理起来却并不容易。
军改大戏如何继续
郭伯雄、徐才厚二人同为军委副主席，实际掌军长达10年，军队不少中高层与郭、徐有直接或间关的关系。郭徐被查倒台后，军方已经查处了一大批涉案的军队高层将领，在肃清郭、徐影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在军改大幕已经开启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军心稳定是中共高层要考虑的重点问题之一。
伴随着中共军改的推进，军报在多篇文章中多次称要“统一思想”，“绝不许乱发议论、软顶硬抗、搞变通”，并屡次警告脱下军装择业的等问题。在反复强调“军令如山倒”“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等俗语中，军报还暗示，军队承责兼责重大，使命独特，自由以及个人权利等多方面受到当然的制约，更无“完全绝对的公平”可言。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或是决定从根本上解决军中存在的腐败乱权、山头主义、地方割据、冗官、缺乏战斗力等深层次问题。《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也曾对媒体表示，习近平军改，“釜底抽薪，另起炉灶”目的是铲除干净徐才厚、郭伯雄遍布军中的党羽。而在这一过程中，阻力在所难免。
有观点认为，中共党媒通报郭伯雄被起诉，一方面显示习近平已清除郭徐党羽在军中的势力；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习近平在军改推进的过程中确有遇到阻力，而公开通报郭伯雄将有助于进一步减轻这种阻力。2015年12月7日，军报题为“军改需刚性落实，无利益集团羁绊难称真改革”的文章也证实军改阻力：“遭到利益攸关方的掣肘”。
在解放军五大战区成立后，中共军改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2016年3月1日，管媒发布了一篇长达万字的文章——《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推进强军兴军纪实》，不仅记录了中国军事改革的全部进程，还披露了习近平军改细节以及2016年军改的明确方向。官媒在这次的军改纪实文章披露，“2016年，组织实施军队规模结构和作战力量体系、院校、武警部队改革，基本完成阶段性改革任务；2017年至2020年，对相关领域改革作进一步调整、优化和完善，持续推进各领域改革。政策制度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改革，成熟一项推进一项。”
相关领域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官方并没有给出解释。有观点认为，2016年或许是中共军改过渡性的一年，在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及战区建制刚刚完毕后，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适应，进行军事院校、武警部队改革，可能是一种“先简后繁”的改革考虑。另外，如今解放军武器更新换代以及装备更迭加快，军队作战思路亦需跟上变化。有评论称，2017年到2020年相关领域进一步调整，应该是军事武器研发以及战法改革“量变”到“质变”的积累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