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最近，国际金融界与投行界几乎都在高度关注中国的债务危机。分析者从技术层面做了大量分析，最悲观的预测是债务风险最终将以急剧爆发的金融危机收场，如 同美国2008年的“雷曼时刻”那样，即百年老银行雷曼兄弟倒闭、信贷市场瘫痪，占主流的意见则认为中国将陷入日本泡沫经济消退之后的经济困境，增长持续 放缓，提振乏力。
所有指标都表明中国面临金融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数据表 明，2016年一季度，中国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上升至创纪录的237%。国际清算银行（BIS）估算略高，认为中国债务与GDP之比为249%，与欧元 区的270%和美国的248%大致相当。导致债务与GDP急增的主要原因，是北京采取大规模放贷的方法来提振经济增长，据报，中国2016年一季度新增贷 款6.2万亿元人民币(专题)，是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季度增幅，同比增长逾50%。
因此，有人分析说，“按照当前的扩张速度，一些银行迟早会发现自己无法安全地为所有资产融资。到那个时候，就可能爆发一场金融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的估值使用了来自中国央行的所谓“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加上了中国财政部以及审计署有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数据，基本可信。中国 官方要否认，大概也只能将坏帐率降低十几个甚至更多百分点，再从中国的债务结构与欧盟、美国不同等方面辩析，比如有一篇探讨希腊为什么发生债务危机而中国 不会的文章就是如此辩解。
但以上都是从技术层面分析。如果只从技术因素看，中国可能早就发生过若干轮金融危机了。我将从中国与日本两国体制不同这个角度切入，说明中国未来的金融危机与日本的情况有何根本性的不同。
中国银行业现状与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异同
表面上看来，中国银行业与日本银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泡沫经济到来前极其相似，二者都经历了埋下信用风险因素的资产规模扩张过快阶段。
日本银行业受宽松货币政策、高储蓄率以及流动性充裕的推动，资产规模曾一度快速扩张，贷款增速远超GDP增速，从1984年到1990年，日本银行业总 资产从373万亿日元增至757万亿日元，增长103%。这种资产增速与存款迅速增加有关，同期银行业总存款由268万亿日元增至495万亿日元，七年间 增长84.7%。
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扩张速度比日本更快。2011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13.28万亿元，到2016 年3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03.34万亿元，不到五年，资产规模增长79.5%。不同的是，中国银行业资产总规模扩大的因素并非主要来自于银 行储户的总存款 ，中国业内人士也不讳言，公开承认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持续扩张，且维持在比较高的增速水平上，主要与国内宽松的货币环境有关。比如中央政府想助推经济， 信贷投放加速，房地产回暖、基建投资需求回升等，这都是重要的生息资产，其增加对于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大是重要助力。
但细究起来，中日两 国银行业的资产配置偏向只有部分相似，日本银行业的资产配置主要偏向房地产，因此积累了高风险。1984～1990年，日本国内的房地产贷款远远高于制造 业贷款和GDP增速，在总贷款中的占比由7.5%增至12%，制造业贷款占比则由26.6%降至15%。其中，1986年和1989年房地产贷款增长最 快，增速分别高达35.1%和27.7%。
中国经济的龙头产业是房地产，但银行业的资产配置却因经济体制及政府行政强干预的关系，中国 银行业的坏账来源涉及几大经济领域。其中主要是房地产企业、大型国企，以及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以房地产业为例，全国城镇有待售住宅4.3亿平米、在建住 宅44.4亿平米，合计48.7亿平米，这些待售房产积压的就是银行贷款。2016年一季度，中国个人购房贷款增加1万亿元，一季度全部新增贷款为 4.61亿元（国内数据，比《金融时报》估算少了约1.59万亿），意味着有超过20%的新增贷款流向了房地产市场。第二大源头就是国有企业，据2015 年10月中国财政部月报显示，截止到9月30日，中国国有企业整体债务总额达到77.7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中国GDP的总量。今年兴业策略研究报告估计， 如果在两年之内，国企中占比约为15%的“僵尸企业”全部倒闭，70%的有息负债成为坏账，影响债务约10671亿，其中10%为债券，90%为银行债 务。
中国银行业是政府的钱袋，国企号称是“共和国长子”，三者之间这种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注定了中国银行业的命运与日本银行业不同。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于日本，能与国同休
可以说，中国银行业的情况其实远比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银行业要糟糕，但是如果以此来判定中国一定会发生日本式金融危机，显然是忽视了中日两国有个根本 的不同，即金融安全事关中共政权安全，中国国有金融体系是“与国同休”；日本金融业与政府的关系当然比美国银行业与政府关系要亲近得多，但远非“与国同 休”，内阁即使倒阁，也与银行生死无直接关系。
既然金融业安全事关政权安全，中共又视执政权为本党命脉，政权更替为“千百万人头落地”之事，其防范金融危机的手法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政府可以直接帮银行消除坏债，日本政府则不能，日本银行业迟至小泉纯一郎任日本首相时期，方才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措施有：大规模开始金融机构 的合并重组浪潮；采用直接处理方式化解不良债权；强化不良债权整理回收机构的机能；促进企业再生等。这些措施有效地促使日本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比例下降， 从2002年到2006年，银行业的不良债权比例从8.7%下降到了1.8%，金融机构整体不良比例从8.6%下降到了3.6%。
中国 政府决不采用日本政府这种蜗牛爬行的方式化解银行坏帐，其措施既直接又强硬，短期内可让银行坏帐搬家。比如朱镕基时期既采取政府直接注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 公理，剥离银行坏帐；又让企业玩债转股，帮助企业与银行从帐面上消除银行坏帐，轻装上阵。温家宝任总理时，则通过吸收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帮助国有商 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再推至香港(专题)与中国A股市场上市，通过上市吸金不仅扭亏为盈，还顷刻间让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跻身为国际前十大金融巨头之列， 成为最赚钱的银行。如今，中国政府为了摆脱金融危机，正在效仿朱镕基的老办法，只是今非昔比，老招术对付不了新困局。
简言之，中国金融 危机缘于政府干预经济，政权安全系于金融安全，因此中国金融最后一道防波堤就是枪杆子。对这一点，全世界不明白，但中国专业人士都明白。中国金融业的学者 最近隐晦地表明，中日两国政府调控能力不同，表面上，他们盛赞的当然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则更稳健、更前瞻”，但对这点心知肚明。我在《中国的金融危 机为何总不爆发？》（VOA，2016年1月27日）一文中，指出中国金融危机不爆发的原因就在于“党指挥枪”。
理解“中国特色经济学”中的关键是“枪杆子定乾坤”，因为独裁或极权政治都是任借暴力获取并维持权力，权力不仅可以扭曲市场，还可以消灭市场。这是2015年中国股市的经验之一。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为债务危机所付的代价就是持续的通胀。（作者何清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