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金融危机 “枪杆子定乾坤”(图)

中国面临金融危机 “枪杆子定乾坤”(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中国面临金融危机 “枪杆子定乾坤”(图)

  最近,国际金融界与投行界几乎都在高度关注中国的债务危机。分析者从技术层面做了大量分析,最悲观的预测是债务风险最终将以急剧爆发的金融危机收场,如 同美国2008年的“雷曼时刻”那样,即百年老银行雷曼兄弟倒闭、信贷市场瘫痪,占主流的意见则认为中国将陷入日本泡沫经济消退之后的经济困境,增长持续 放缓,提振乏力。

    所有指标都表明中国面临金融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数据表 明,2016年一季度,中国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上升至创纪录的237%。国际清算银行(BIS)估算略高,认为中国债务与GDP之比为249%,与欧元 区的270%和美国的248%大致相当。导致债务与GDP急增的主要原因,是北京采取大规模放贷的方法来提振经济增长,据报,中国2016年一季度新增贷 款6.2万亿元人民币(专题),是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季度增幅,同比增长逾50%。

  因此,有人分析说,“按照当前的扩张速度,一些银行迟早会发现自己无法安全地为所有资产融资。到那个时候,就可能爆发一场金融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的估值使用了来自中国央行的所谓“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加上了中国财政部以及审计署有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数据,基本可信。中国 官方要否认,大概也只能将坏帐率降低十几个甚至更多百分点,再从中国的债务结构与欧盟、美国不同等方面辩析,比如有一篇探讨希腊为什么发生债务危机而中国 不会的文章就是如此辩解。

  但以上都是从技术层面分析。如果只从技术因素看,中国可能早就发生过若干轮金融危机了。我将从中国与日本两国体制不同这个角度切入,说明中国未来的金融危机与日本的情况有何根本性的不同。

   中国银行业现状与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异同

  表面上看来,中国银行业与日本银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泡沫经济到来前极其相似,二者都经历了埋下信用风险因素的资产规模扩张过快阶段。

  日本银行业受宽松货币政策、高储蓄率以及流动性充裕的推动,资产规模曾一度快速扩张,贷款增速远超GDP增速,从1984年到1990年,日本银行业总 资产从373万亿日元增至757万亿日元,增长103%。这种资产增速与存款迅速增加有关,同期银行业总存款由268万亿日元增至495万亿日元,七年间 增长84.7%。

  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扩张速度比日本更快。2011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13.28万亿元,到2016 年3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03.34万亿元,不到五年,资产规模增长79.5%。不同的是,中国银行业资产总规模扩大的因素并非主要来自于银 行储户的总存款 ,中国业内人士也不讳言,公开承认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持续扩张,且维持在比较高的增速水平上,主要与国内宽松的货币环境有关。比如中央政府想助推经济, 信贷投放加速,房地产回暖、基建投资需求回升等,这都是重要的生息资产,其增加对于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大是重要助力。

  但细究起来,中日两 国银行业的资产配置偏向只有部分相似,日本银行业的资产配置主要偏向房地产,因此积累了高风险。1984~1990年,日本国内的房地产贷款远远高于制造 业贷款和GDP增速,在总贷款中的占比由7.5%增至12%,制造业贷款占比则由26.6%降至15%。其中,1986年和1989年房地产贷款增长最 快,增速分别高达35.1%和27.7%。

  中国经济的龙头产业是房地产,但银行业的资产配置却因经济体制及政府行政强干预的关系,中国 银行业的坏账来源涉及几大经济领域。其中主要是房地产企业、大型国企,以及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以房地产业为例,全国城镇有待售住宅4.3亿平米、在建住 宅44.4亿平米,合计48.7亿平米,这些待售房产积压的就是银行贷款。2016年一季度,中国个人购房贷款增加1万亿元,一季度全部新增贷款为 4.61亿元(国内数据,比《金融时报》估算少了约1.59万亿),意味着有超过20%的新增贷款流向了房地产市场。第二大源头就是国有企业,据2015 年10月中国财政部月报显示,截止到9月30日,中国国有企业整体债务总额达到77.7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中国GDP的总量。今年兴业策略研究报告估计, 如果在两年之内,国企中占比约为15%的“僵尸企业”全部倒闭,70%的有息负债成为坏账,影响债务约10671亿,其中10%为债券,90%为银行债 务。

  中国银行业是政府的钱袋,国企号称是“共和国长子”,三者之间这种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注定了中国银行业的命运与日本银行业不同。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于日本,能与国同休

  可以说,中国银行业的情况其实远比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银行业要糟糕,但是如果以此来判定中国一定会发生日本式金融危机,显然是忽视了中日两国有个根本 的不同,即金融安全事关中共政权安全,中国国有金融体系是“与国同休”;日本金融业与政府的关系当然比美国银行业与政府关系要亲近得多,但远非“与国同 休”,内阁即使倒阁,也与银行生死无直接关系。

  既然金融业安全事关政权安全,中共又视执政权为本党命脉,政权更替为“千百万人头落地”之事,其防范金融危机的手法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政府可以直接帮银行消除坏债,日本政府则不能,日本银行业迟至小泉纯一郎任日本首相时期,方才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措施有:大规模开始金融机构 的合并重组浪潮;采用直接处理方式化解不良债权;强化不良债权整理回收机构的机能;促进企业再生等。这些措施有效地促使日本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比例下降, 从2002年到2006年,银行业的不良债权比例从8.7%下降到了1.8%,金融机构整体不良比例从8.6%下降到了3.6%。

  中国 政府决不采用日本政府这种蜗牛爬行的方式化解银行坏帐,其措施既直接又强硬,短期内可让银行坏帐搬家。比如朱镕基时期既采取政府直接注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 公理,剥离银行坏帐;又让企业玩债转股,帮助企业与银行从帐面上消除银行坏帐,轻装上阵。温家宝任总理时,则通过吸收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帮助国有商 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再推至香港(专题)与中国A股市场上市,通过上市吸金不仅扭亏为盈,还顷刻间让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跻身为国际前十大金融巨头之列, 成为最赚钱的银行。如今,中国政府为了摆脱金融危机,正在效仿朱镕基的老办法,只是今非昔比,老招术对付不了新困局。

  简言之,中国金融 危机缘于政府干预经济,政权安全系于金融安全,因此中国金融最后一道防波堤就是枪杆子。对这一点,全世界不明白,但中国专业人士都明白。中国金融业的学者 最近隐晦地表明,中日两国政府调控能力不同,表面上,他们盛赞的当然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则更稳健、更前瞻”,但对这点心知肚明。我在《中国的金融危 机为何总不爆发?》(VOA,2016年1月27日)一文中,指出中国金融危机不爆发的原因就在于“党指挥枪”。

  理解“中国特色经济学”中的关键是“枪杆子定乾坤”,因为独裁或极权政治都是任借暴力获取并维持权力,权力不仅可以扭曲市场,还可以消灭市场。这是2015年中国股市的经验之一。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为债务危机所付的代价就是持续的通胀。(作者何清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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