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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现场。
案发时的监控录像
没人敢小看他们，这群少年以小镇二十分之一的人口，犯下了小镇将近30%的案件。
就像香港(专题)电影演的黑道一般，一路走一路有人加入，有人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但还是去了。最后40多人参与了这场因极小的误会引发的深夜斗殴。
龙龙跑得慢，他掉在队伍最后面，拐弯的时候跌了一跤。
冲上来的人，再没给龙龙站起来的机会。6个男孩将他围拢，抄起手上的家伙，一下又一下砸向他……
龙龙没了。
4月4日深夜，15岁的龙龙倒在浙江嘉兴洪合镇永兴桥路旁，钢管、粗木棍以及砍刀的刀背，重重地砸向他。
凶手是6个和他素不相识的同龄孩子。
这是一场意料之外的凶杀案。40多个外地少年分成两派，从镇子周边的村庄被叫来，参与了这场深夜斗殴，龙龙也是其中之一。
主谋小毛刚满18岁1个月。直到被警察抓捕，他才知道，那个被自己用一米多长的砍刀打死的少年，是自己的丘北老乡。两个人经历很像，都是跟着父母，从云南文山的老家举家来到浙江省嘉兴市洪合镇，做羊毛衫套口的活计。
羊毛衫生意给这个交通便利的东部小镇，带来了年入上亿美元的完美数据，也让这里变得拥挤不堪——根据警方提供的数据，10万人口的洪合镇，如今超过七成都是外地人。
像龙龙、小毛这样的外地青少年，“至少超过5000人”。
没人敢小看他们。这些少年以小镇二十分之一的人口，犯下了这座繁华小镇将近30%的案件。
就像香港电影演的黑道一般，一路走一路有人加入
国道320把洪合镇劈成两半，卡车每天从这里呼啸而过，带走小镇生产的羊毛衫，运送到上海、杭州，再上船远赴欧美，直到最后变成财务报表里那一栏栏上涨的数字。
这条道路和镇子主路交叉的地方，便是小镇最繁华的海宁路口。毛衫城、银行、宾馆把这里围得满满当当，车子鸣笛的声音从早到晚响个不停。
不过眼下，羊毛衫生意彻底进入淡季，这几年市场“一年不如一年”，许多小街紧挨着的毛衫小作坊，几乎都关上了卷帘门。拥有好几个进出口大门的嘉兴毛衫城也过得够呛，整个下午没什么人进出。
小毛也闲下来了。这个春天，父母过完年干脆留在了云南老家修房子，他跟着姐姐回到洪合，不过，没事干的日子越来越多，只能去网吧和溜冰场打发时间。
两年前他就辍学了，英语试卷的分数一次比一次低，这个1.65米高、染了一头黄发的少年彻底没了上学的兴致。他跟父亲讲，比起再去学校“受折磨”，不如跟着父母，每天从早上6点给羊毛衫套口到夜里1点，“还快活些”。
那时候父亲艾正品劝过他，“我是想供你读书到大学的，你现在不读了，以后不要恨我。”
“咋可能嘛！”他信誓旦旦地说。
他在溜冰场、网吧、KTV交到了不少“兄弟伙”，这些云南文山少年之间，不流行喊名字，而是像小说里讲的那样，用“小毛”“吊”“拽”“药”这些称号，代替名字。
“兄弟伙”和他一样，平时给羊毛衫套口，最近也都在家闲着。这回，他遇着事儿，一喊，兄弟们都出来了。
“吊”就是其中一个。那晚9点，他正和女友吃完宵夜，这个平常的周一，他原本打算送完女友就回家睡觉，但小毛的一个电话，把他叫了出来。
聚集人手的地方是村里的一家小卖铺。店里闹哄哄的，七八个人推搡着，让“吊”跟着一起去桥头。
“吊”心里很清楚，“喊这么多人，肯定是要去打架了。”这个19岁的云南少年，两年前和父母一起来到嘉兴打工，这几年，一家人靠套口挣了点钱，他还交了不少朋友，甚至谈了女朋友，“真的一点儿也不想去打架”。
可他不敢拒绝小毛的邀请。
“如果不去，他们以后肯定要骂我，也许以后任何事情都不会叫我了。”这个1米6出头的小个子，最终下定决心，从同伴手里哆哆嗦嗦接过了一根80厘米长的木棍，站上了桥头。
几乎同一时间，另一派的“老大”小贵也在四处喊人。
一个15岁的少年在海宁路口，碰到了怒气冲冲的老乡小贵。顶着一头“红毛”的小贵带着七八个人，冲他喊道，要去打群架。
他一愣，随后乖乖地锁好车，跟着他们朝镇外走去。走到嘉兴银行时，三四个他“完全认不到”的男孩加入队伍，他们的手里拿着一把钢管和铁棒。
就像香港电影演的黑道一般，一路走一路有人加入，走到中邦菜场时，队伍已经壮大到二十来个人了。
这其中，包括15岁的龙龙。
已经没人说得清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了，他个头很矮，1米5几的小个子站在人群里一脸的娃娃相。母亲何丽云还记得，那个晚上，儿子被朋友叫出去时一脸茫然，“他不晓得要去干什么，但还是去了。”
在那之前，这个母亲对儿子的印象只停留在，辍学后龙龙“安安静静地给羊毛衫套口”的样子。干完活儿，龙龙喜欢买碗泡面，“边吃边看光头强。”“很听话，很懂事的。”她不住地念叨，却说不出光头强到底讲了什么故事，也不认识儿子任何一个朋友。
夜里10点半，40多个来自两个不同阵营的少年，陆陆续续从洪合镇周边的村子聚集到案发现场——永兴桥。镇子这两年大拆大建，周边的农房清一色地被“花园式小区”、别墅所代替，连带着，这些以羊毛衫套口为生的家庭，也分散到了洪合镇周边的各个村庄。
永兴桥有些远，小贵和同伴用父母白天拉货送货的三轮车，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桥头和镇子，将几十个“兄弟伙”挨个送上了“战场”。
错过了最后的获救机会
远远望着桥对面的“敌人”，“吊”已经开始害怕了，可自己的“战友”，一个比一个兴奋。有人拿出了准备许久的铁棍，那是上一次被人打后专门备下的，平时就放在家里。
80公分长的铁棍是从做铝合金窗户的店里买来的，硬邦邦的，像自来水管一样，“下次再打架，有这个铁棍就不会吃亏了。”少年轻描淡写地解释道。
已经是晚上11点了，这座繁忙的小镇依然热闹着。昏黄的路灯下，网吧、KTV、溜冰场的音乐声不时传出，烧烤铺子依旧红火着，在套口机器上劳作了一整天的人们开始享受夜晚的欢愉。
几公里外的永兴桥彻底安静下来了。拿铁棒的少年用铁棍摩擦着桥面，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干！”少年抄起铁棍，嘴里大喊着，冲了出去。
小贵和同伴被这阵势吓破了胆，他们慌忙后撤。监控录像里，二十来个十多岁的少年像受了惊的小鹿，四处逃散。有人唰地就扔掉了棍子，还有人跑着跑着就跌进了路边的草丛。
龙龙跑得慢，他掉在队伍最后面，拐弯的时候跌了一跤。
冲上来的小毛和同伴，再没给这个老乡站起来的机会。龙龙被逼到角落，6个男孩将他围拢，抄起手上的家伙，一下又一下地砸向他。
瘦小的龙龙的额头很快肿成一个大包，鲜血从鼻子和嘴巴不断涌出，不到半分钟，他就再也发不出求饶声了。
后来，经法医鉴定，那长达几十秒的施暴，对这个云南少年造成了严重的脑内创伤。
让警方感到震惊的是，引起这场血案的冲突只是当天傍晚，小毛搂了搂小贵的女朋友。其实，当时小毛就道了歉，可小贵打电话的举动让他误以为是在叫人打架。于是，他“一股火蹿上来”，也开始叫人。
再没人能冷静下来，打架前双方还曾通过一次电话，原本打算讲和的小毛，通过电话听到了“棍棒、钢管摩擦地面的声音”，他不打算留情面了。
只是，没人想到，就因为这场小小的误会，这些少年对素不相识的龙龙大打出手，几乎“棍棍都往脑门上砸”。
据警方统计，他们中最大的19岁，最小的不过13岁。
四川人小陈第二天就在溜冰场听说了这场血案，当时警方正满镇子抓人。这个21岁的男孩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在他的印象里，他和当时二三十个“兄弟伙”，几年前做过不少疯狂的事情，他们大白天下午4点，聚集在海宁路口，和对方“干架”。自己拿着砍刀，跑在最前面冲锋陷阵。
一场架基本持续将近5分钟，直到对方的一个人被砍伤，倒在车水马龙的海宁路口，流了一地的血。警笛声近了，他们四处逃散。
“警察就那点儿人，他们管得过来？”小陈不以为然，“打快点儿就行了，不要被抓到就行了。其他人才不得管我们呢！”
小陈的话无意间戳中了这座小镇派出所的痛处。人口10万的洪合镇，正式的警察只有二十来个，“还得算上四五个领导。”副所长俞伟祥一直在发愁人少的窘境。
他在隔壁王店镇派出所任职时，也有类似的遭遇。青少年犯案多，可警察人手永远不够。
情况再明显不过了，每天都有一群年轻人在镇上无所事事地游荡，可警察再加强巡逻的班次，也总有疏漏的时候。
尤其到了夜里，抢劫和斗殴变得稀松平常。很多女孩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出门。
夜里，没有一处是绝对安全的地方。
一个在火锅店打工的江西男孩，前些日子深夜在店里碰上了一群云南少年，干完活儿的云南少年在火锅店点了不少酒。喝完，领头的少年就开始发疯。他砸了一桌子的碗和盘子，店里的女领班看不下去了，“你快住手，我要报警了！”
“妈的，要你管。”
少年一把扯住女领班的头发，像拿着一个碗，一下又一下地砸向桌子。碎玻璃碴划破了女领班的头，血顺着头发流下，女领班发出惊恐的尖叫声。
“简直就是恐怖片。”这个18岁的少年说，自己已经后悔来到洪合了，这里“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还“特别危险”，他打算，干满这几个月，回老家复读，参加高考。
重庆男孩小罗也后悔了。他也很想离开洪合。他和父母住在永兴桥附近，一家人以套口为生。案发那天晚上，他并没有睡着，隔着窗户，他清楚地听见了怒骂声、棍棒击打声，以及龙龙的哭喊声。
可他不敢站出来。
这个少年曾目睹过几个云南文山的混混抢劫，他害怕那些人，害怕那些棍子砸在自己身上。
龙龙就这样错过了最后的获救机会。据法医透露，龙龙被打后，颅内出血严重，几乎当场失去了生还的可能。
“你要抓就抓啦，我很忙的，不想管他，你不要找我了”
血案发生第二天，警方就将几名主要嫌疑人抓获。40多个打架的孩子里，有人已经逃到了嘉兴市区，还有人准备躲回老家，而小毛，哪儿也没去，就待在隔壁镇的姐姐家里。
奇怪的是，警方第一次做笔录时，除了小毛果断承认，其他嫌疑人都清一色地回答，“不知道棍子是谁拿的”“我没有打龙龙”“哪些人打的我也没看清”……
俞伟祥对这样的答案已经见怪不怪了，“推卸责任、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有人在。”
事实上，这场血案还夹杂了些许“设计”的味道。尽管是临时起意，但小毛和同伴还是早早赶到永兴桥头，并安排了十几个个头高、力气大的同伴躲在暗处，等到对方杀过来时，“再出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从警十余年，俞伟祥和很多少年犯打过交道，这些少年进派出所的次数不比回家的次数少，“面对警察一套一套的。”
这个老干警见过一个外地少年，从8岁一直偷到了18岁。一路从洪合偷到嘉兴、杭州，杭州警方抓捕他时，惊讶地发现，这个少年“打开”一辆车的车窗只需要7秒钟。这个少年个头长高了，染了一头黄发，可俞伟祥只要看一眼监控，凭背影就能认出。
“警方很多时候也没办法，像这种小孩，没到刑事责任年龄，抓了只能教育一顿放人，放出去没隔多久又犯事。”他已经有些厌倦了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
俞伟祥不再指望孩子的父母了。他曾给许多犯事少年的爸妈打电话，可对方一听是派出所，立马一副不耐烦的态度，“你要抓就抓啦，我很忙的，不想管他，你不要找我了！”
这次逮捕的多名嫌疑人都是未成年人，按照法律，在审讯时应有法定代理人到场，可他们联系后，没有一家的父母愿意来派出所。
“他们心里清楚得很，犯罪成本低，反正我们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大不了关几天就是了。”办案警官钱晓伟说起这个就来气，“当父母的，只管生，不管教。”
这个年轻的警官心里一直有个结。头几年，他刚工作时，遇上了一个首次偷盗的孩子，他跟孩子语重心长地讲道理，告诉他，偷盗的行为是犯法的，如果年龄再大点，是会判刑的。
那次，孩子哭得稀里哗啦，跟他承诺，“再也不会去偷东西了。”可没过多久，这孩子就因为偷盗再次被抓。这回，钱晓伟再讲道理，对方“左耳进，右耳出”。
再一次被抓进派出所时，那个孩子把头埋在胳膊里，已经拒绝和他沟通了。
“我们说的话能当饭吃么？他一晚上偷车就能挣几千块钱，你说说，他会听警察的还是那些小混混的？”这个当了5年警察的年轻人叹气。
没有什么能阻止少年案件的攀升了。30%的案件里有碎尸案、轮奸案…… 不久前震惊当地的一起轮奸案，几个外地男孩对同乡的女生下了毒手，在这几个施暴男孩眼中“不过是一件小事”。
“这些网上才有的东西，现在都发生在了洪合，还全是孩子做的，你能想象吗？”警察反问道。
“这些孩子太可怕了，在哪儿都是定时炸弹，不光是洪合，你以为北上广就不会发生吗？”有当地人看到新闻报道后，为这些孩子的残忍感到后怕。
龙龙妈妈后来才知道，血案发生半小时后，小贵和同伴才慢悠悠地赶回桥头，从一摊血迹里把龙龙拖上车，带到了镇上的宾馆。根据往常打群架的善后经验，他们买了点儿药，以为“给他擦一擦，想着等到天亮就好了”。
但龙龙毫无反应。
杀人之后，小毛甚至跟小贵打了个照面，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听对方讲，“我们都有些不对，双方道个歉算了。”
小毛点头以示同意，随后两人言和，各回各家。
“晚上的事情解决了，他们以后不敢来了。”小毛还用几分得意的语气，向队友立刻报告了战况。
那是他以为的这场群架的结局。
“你们做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爸，我出事了。”
“你怎么了？”艾正品接到儿子小毛的电话时，正在老家修房子，他匆忙丢下手里的活，听着电话那头的儿子说，自己跟人打了架，好像打死了人。
“你为什么要打架啊？”他忍不住问。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儿子不耐烦地回答，随后拒绝了父亲自首的提议，“我不能去派出所，我这么小，他们肯定要打我。”
那是艾正品最后一次和儿子联系。此后，尽管他买了最早的航班，跨越了几千公里，也没能见上儿子。
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儿子到底为什么打架。
这个年迈的父亲有3个女儿1个儿子，小毛是最小的孩子。他总是顺着儿子，读不读书、打不打工、打什么工都听儿子的。他一直念叨着，“儿子很懂事的，以前从没惹过事。”
在他的印象里，家里套口忙起来常常是从清晨干到半夜，儿子每次都跟着一起干，也不抱怨。只是，一休息，小毛的眼睛就“掉进手机里出不来了”，儿子不怎么跟家里人说话，却喜欢对着手机傻傻发笑。
这个父亲太忙了，老家的新房、洪合的套口生意、儿子未来的婚事，桩桩件件他都得考虑。他忙到没时间在意儿子有什么爱好。
龙龙的父母也很忙。前些年，云南老家的干部发动他们一起来嘉兴挣钱。这一年，羊毛衫生意淡了，龙龙的妈妈还跑到粽叶厂洗粽叶，挣一个月2000块钱的辛苦钱。
夫妻俩已经离目标很近很近了。再等3年，儿子满18岁了，夫妻俩就会自豪地跟龙龙讲，“修房子、娶媳妇、还是买车，你选吧？爸妈能帮你做一件事。”
她几乎没有休息过。这个皮肤暗黄、挂着黑眼圈的母亲说不清自己到底住在村子哪个位置，也忘了儿子的电话号码，更记不清龙龙是哪一天突然说起，自己再也不上学了。
“打死也不去，去也是白白浪费钱。”龙龙坚决地说。父亲把龙龙拖到了学校，一转眼的工夫，孩子竟然比自己先到家。他气急了，用套口的足足50公分长的绿色传送带，狠狠地抽了儿子一顿。
但这对父母能做的，也只是如此。
“我当时让他跟我们一起来嘉兴，他还不乐意，说这边必须能上学，否则才不来。”龙龙的妈妈有些哽咽，她当时求了打工学校的校长，让儿子插了班。可夫妻俩谁也想不到，仅仅一年后，儿子就那么激烈地拒绝上学。
已经没人知道答案了，龙龙的书本上到处是乱涂乱画的痕迹，只用了一年，他的语文成绩就从七八十分掉到了27分。
儿子被打那一晚，他们以为孩子只是去了亲戚老乡家住，连个电话也没打就安心入睡了。直到夜里3点，3个“染着黄毛”的男孩敲开家门，告诉他们，“龙龙被人打了。”
在那之前，龙龙每次外出归来，都告诉父母，“跟朋友去公园玩了。”
她想都没想过，给全家人带来金钱和希望的洪合镇，竟然把孩子“染”坏了。
许多小卖铺的里屋都藏着老虎机，三五成群、 “等到18岁就可以进厂了”的辍学少年，一打老虎机就是一个上午；街边的娃娃机里，装的不是玩具娃娃，而是种类繁多的烟；地下溜冰场空气不通、音乐震得让人耳鸣，生意好的时候却足有上百个孩子。
“这里就是一个滋生细菌的地方。”洪合镇派出所副所长俞伟祥说。
血案发生那晚，小毛最早就是在溜冰场集结自己的人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向溜冰场老板求证当天的细节，却被他反问道：“你关了这些溜冰场，那些孩子就不犯事了吗？你们做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能怎样呢？”溜冰场老板说。
“真的没有第二条路了”
龙龙没了，一家人再也打不起精神做任何事了。家里拉货的电瓶车半个月没用了，连电也没充。龙龙的妈妈决定，和老公回乡，再不要来洪合这片伤心之地。
两个女儿依然留在洪合给羊毛衫套口。龙龙妈妈最放心不下二女儿。为了便宜，二女儿和三十来个人挤在一间大出租房里，干什么也不方便。
在夫妻俩租住的九联村，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洪合镇的房租太贵了，套口时机器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还会被邻居投诉。这些从西南大山深处赶来东部沿海淘金的人，只得又一次住进了农村。
龙龙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私立的打工子弟校，斑驳的三层绿色小楼外，是一片废墟。
只隔了一个公交站，是镇上的中心小学，几栋5层小洋楼矗立其中，一到放学时段，车子把路口围得水泄不通，车辆鸣笛声响许久。
龙龙去世的消息，许多人不知道。几位曾经的同班同学听到龙龙的大名后，瞪大眼睛，想了许久，才说，“他总是一个人坐在第一排，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反正成绩很差。”
除此之外，再无更多的印象。
不过，像龙龙这样辍学，倒不算这所打工子弟校的新鲜事儿。一名八年级女生记得，刚开学时全班还有八十来个人， 一个学期不到，就只剩下了50个。班级也从两个变成了一个。
“没有人讨论上不上高中，都在说干什么挣钱。”一个女孩回忆，有许多和龙龙很像的男孩，“没事儿就出去打架，有人打架打到手都写不了字呢。”
不过这一切，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都予以否认。他们不承认学校有过龙龙，也不承认学生辍学，他们指责了许多孩子的父母，“孩子不学好，叫他们来学校谈话都不来。”
小陈也曾是这个学校的一员。在和过去断了来往、远离“兄弟伙”和无休无止的打架后，他已娶妻生子，跟着爸爸一起做小生意。
一次他在街上偶遇当初的“兄弟伙”，却发现一个同伴不见踪影。他随口一问，有人回他，“他死了，前段时间被人杀了。”
没有葬礼，没有讣告，那个“兄弟伙”走了。那一刻，他只感觉“庆幸”。
这也曾是龙龙的妈妈第一次来到洪合最大的感受。她和老公在广东和江西都打过工，孩子就扔在云南老家让爷爷奶奶带。那时候，工厂管得严，还要住集体宿舍，孩子根本不可能带着。
正因如此，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给羊毛衫套口，边干活儿边看孩子的机会，她几乎是一口答应了下来。女儿女婿早几年就跟着老乡来了洪合，一年能挣好几万元，还能在家陪孩子的故事总算得到了亲人的证实，更何况，“还是乡干部带着大家一起来的”，她和丈夫辞掉江西工厂的活儿，带着孩子来浙江。
当时，龙龙的奶奶去世了，爷爷老得腿也迈不动了，孩子压根儿没人管。来洪合打工的机会，几乎是这家人最后的救命稻草。
这几乎是每个拖家带口来到洪合的家庭，都有的故事。小毛的爸爸6年前就来了，当时，为了不让孩子当“留守儿童”，他把3个孩子都带到了洪合。只是，这个一门心思挣钱养家的父亲压根儿没有想到，孩子在身边待了6年，却和自己越走越远，甚至远到他“完全不知道儿子在想什么”。
也曾经有人想过回乡。
一个贵州女人曾因为孩子学坏，举家搬回老家，可没过多久，她又回来了。“这边行情好时一年一个人挣五六万，差点儿时也有两三万，老家种地能挣多少？能养得起孩子吗？不饿死就谢天谢地了。”
“来洪合是唯一的选择。”刚刚失去龙龙的母亲何丽云说，如果一切可以重来，自己还是会带着龙龙来到嘉兴，因为，“真的没有第二条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