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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一书回忆：免去邓力群主管宣传工作，解散书记处研究室，加上《红旗》杂志停刊，以及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引起了一些老同志，包括陈云、王震、李先念等对我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那个时候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我却干了。胡耀邦时期没有解决邓力群的问题；没有解决书记处研究室的问题，这个研究室不听耀邦的。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留影（图源：AFP/VCG）
下面再接着谈谈胡乔木、邓力群的问题。
胡乔木、邓力群在这次反自由化之前，处境并不很好。早在1986年之前，邓小平已经疏远了胡乔木，很长时间不和他见面，胡几次约见都没有获准。胡为此很感苦恼，曾找杨尚昆为他在邓那里疏通一下。邓对邓力群比较好一些，但也觉察到他喜欢搞左的那一套。邓曾说过，邓力群在北戴河讨论精神文明决议的时候提出的修改稿，虽然大量引用了小平自己说过的话，但邓力群是要将方向引导到左的方面去。直到1987年3月和我谈话时，邓还重提了这件事。并说邓力群这个人固执，是湖南骡子。
当时由于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在胡耀邦倡导下，主持宣传部工作的朱厚泽一再主张，在知识分子中间创造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因而知识界都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左的那一套不予理睬。因而在一个时期胡乔木、邓力群代表的那一股保守、僵化、教条的势力，处在一种孤立的地位，市场很小。但是耀邦一辞职，开展反自由化以后，他们就成了反自由化的英雄，以胜利者自居，要乘机发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满腔怒火。
在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我主要忙于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事，对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很少参与，老实说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而且当时我对耀邦不大听邓小平的招呼也不以为然，认为对大局不利，对耀邦本人也不好。所以在耀邦和胡乔木、邓力群争论中，我处在比较超脱一些的地位。胡乔木、邓力群也没有把我当作对手看待。尽管那个时期他们反对精神污染，并力图扩大到经济领域，我一直是反对的。在经济领域我一直主张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去掉框框。但在文化等方面，我过问较少，与胡乔木、邓力群没有正面冲突。
但耀邦辞职，我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要将反自由化降温，进行得和缓一些，少伤些人，要极力保护改革开放。而胡乔木、邓力群想要乘机大干一场。这样我和他们的正面冲突就难以避免，很快他们就把我作为主要对手。在3月间，我曾向小平提议，调天津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得到邓的同意。当时我觉得主管意识形态，加一个人，就会听到不同的意见。两个人管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下面情况可以反映上来。不会像完全由一个人管那样，下面意见反映不上来，我们的意见也贯彻不下去。但是陈云不同意，这件事没有搞成。
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因为改革开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观点来指导，来阐述；理论研究应该紧密配合改革开放的实践。但邓力群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肯定不会这样做，甚至会成为一种阻力。我当时说，如果继续由邓力群主管理论，不仅不能发展理论，只能成为理论发展的束缚。所以我正式建议，十三大邓力群可进政治局，给他一个说话、发表见解的地方。但不进书记处，不再负责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这件事正酝酿的时候，李锐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反映了邓力群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认为像他这样品质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应当负责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我把这封信转给了邓小平，邓很快作出了邓力群不再主持宣传战线工作的批示，并送给了陈云、李先念传阅。陈云和李先念的批语都说邓力群如何如何好，但是也不好正面反对邓小平不要邓力群继续主管宣传工作的批示，所以也就定下来了。
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十三大以前，代行政治局常委职权的五人小组），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我当时建议由胡启立接管这方面工作，大家也同意了。交接工作立即开始，由薄一波找邓力群谈话。同时这个会上还确定，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因为这个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长期以来制造怀疑改革开放的舆论并散布这种情绪。邓在那次会上也说了，十三大还要邓力群担任政治局委员，在筹备十三大人事时也一直是按小平的意见办的。但由于当时改革开放的空气浓厚，而邓力群“左”的名声在外；多年来与改革开放唱反调，不得人心。因而在十三大中央正式委员的预选中，邓力群就落选了。这一情况邓小平知道后，表示要尊重选举结果，这样邓力群也就进不了政治局。我向十三大主席团建议，把邓力群改作顾问委员会候选人，以使他能当常委。结果他当选了中顾委委员。但选举常委时又落选了，这次十三大选举办法稍稍地作了一些改革，给代表们一点民主权利，代表们就运用他们的权利，作出了这种抉择（视频）。
免去邓力群主管宣传工作，解散书记处研究室，加上《红旗》杂志停刊，以及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引起了一些老同志，包括陈云、王震、李先念等对我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那个时候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我却干了。胡耀邦时期没有解决邓力群的问题；没有解决书记处研究室的问题，这个研究室不听耀邦的。
现在邓力群下来了，研究室也解散了，耀邦没干成的事我干了。于是就把反对的目标指向了我。当时我没有感到这件事有这么大的影响。以后到1988年物价出了些问题，出现抢购、挤兑、通货膨胀等，在老人中就掀起一股对我的不满，多方非难，甚至要换人。这与上面这些事情很有关系。
邓力群和陈云、李先念、王震的关系非同一般，很得他们的器重和赏识。邓力群在1980年通过他掌握的书记处研究室，大力宣传陈云的经济思想和主张。
其实我也认为陈云同志过去在经济工作上确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他的掌握，经济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他很多主张还是正确的，如大跃进、大炼钢铁，他表示反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很大成绩；而且当时全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强调一大二公的时候，陈云还是主张大计划小自由，有许多很好的思想。但后来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他是有许多保留的。邓力群在这个时候宣传陈云思想，很明显地是用宣扬陈云的经济思想来抵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
前面我说过了，1987年我曾建议调李瑞环协助邓力群管意识形态工作。陈云当时没有表示，经过一天考虑，他通过秘书告诉我：宣传工作还是由邓力群一人管为好，否定了我的意见。到7月3日，他同薄一波谈话，发表了所谓“责任重大，学点哲学”的这篇讲话。这话是讲给我听的，由薄一波记录转给我。形式上要我学辩证法，实际上是对我的批评，认为我听不得不同意见。事情主要是指我上台不久，就使邓力群这些人离开了宣传战线。
另一个就是那个时期，我在各种场合讲了不少批评左的论调的话，特别是我在5月13日的讲话时，对胡乔木、邓力群代表的左的言论进行了批评。这些记录稿印出来送给陈云，陈云不同意我说的“五十年代搬用的苏联经济模式，实际上是战时经济模式”。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后，陈云又专门写了批示：邓力群的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变。
李先念在文革前主持过国务院五办，邓力群就在五办工作过，参与李先念的决策和文件的起草，实际上是李先念的重要幕僚。1987年邓力群又亲自主持李先念文集编辑出版的写作班子。在传阅邓小平不让邓力群主持宣传工作的批示时，李先念写了“邓力群是个好同志，还要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的批语。
至于邓力群和王震的关系就更深一些。早在建国初期，邓力群就任王震主持的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长。王震后来因为牧业合作化的冒进受到中央的批评
。邓力群当时站在王震一边，竭力维护他，从此得到王震的信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力群每有困难或不便讲的话，常常让王震出来。大约在1987年夏季，叶选宁打电话给我，说王震想找我谈一次话，于是我就去了王家。
王震劝我说，你不要接任总书记，国务院的工作很多，离不开你，书记处的事不多，可让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谈话时叶选宁在场。我当时因为也不想任总书记，所以就请王震去说服邓小平。后来有人告诉我，王震实际上在积极活动，想要推邓力群当总书记。所以许多人担心，要我无论如何不要把位子让给邓力群，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以上情况说明，邓力群的事发生后，老人们更加加深了对我的不满是毫不奇怪的。
这前边的一大段，主要讲的是在十三大召开之前如何将大反自由化那样一种气氛，转到为改革开放制造舆论，创造一种有利于召开十三大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