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中国领衔崛起冲击着世界旧秩序，中国南海(专题)则已 成为国际舆论的中心舞台。菲律宾在2013年1月执意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即将于三年后的近日作出裁决。美国、菲律宾和日本等政府方面，以西方媒体为 主流的国际舆论，近期皆是聚焦于此且，中方亦全面出击，外交、军事、文宣层面均有所行动。
据新华社报道，北京时间5月7日至8日，在吉林大学举行的中国国际法学会2016年学术年会上，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仲裁案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在诸多学者教授的发言中，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执行理 事长曾令良所说最具代表性，也被文章置于首位。他表示，南海仲裁案无论经过如何精心包装，其实质都是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领土主权争议不是《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的规范事项；而关于海洋划界，中国政府早在2006年就根据《公约》规定作出了排除性声明。仲裁庭对这些问题不具备管辖权。
可见，在一些观者看来，此次有关南海的仲裁案针对的是 “原告”菲律宾和“被告”中国谁对谁错的问题；在中国看来，问题的焦点则在于海牙国际法庭是否在此一问题上具有仲裁权的“合法性”问题；另有一些人则认 为，该案背后其实是中美两个存在矛盾的重量级利益体或以其为代表的利益群体之间的较量。
不论如何，在这场“对决”里中方似乎都处于下风。有观点表示，这也与中国当下所处的整体上消极面大于积极面的国际舆论环境存在一定关联。而这一舆论环境是由西方国家和媒体舆论所主导，与意识形态存在深度关联，并且很有可能影响到仲裁判决。
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劣势成为外交短板（图源：Reuters/VCG）
美国《国家利益》近日发表了一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高级研究员黄育川的文章称，“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全球舆论”。文章称，如今，无论是在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美国）还是在中国的小邻国，公众对中国影响力的认 知都会被一系列经济和安全忧虑放大。根据芝加哥(专题)全球事务学会的民调，在美国有近一半的受访者把中国公众认为军事威胁，在欧洲则为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现有的国际规则和规则维护者也无法适应和满足作为重量级“新玩家”中国的现实需求。比如在战后建立的世界经济体系已不适合新经济格局的背景下，美国国会屡次反对立法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而引起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不满，因此催生了中方主导的亚投行。
而在国际政治层面，则主要体现为中国制度体系对现行国 际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不适应，或者是目前难以调和的冲突。中国在此次南海仲裁问题上有关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合法性”的争执，其实也体现了在国际领域内依 据西方价值制度所建的“成文法”和在中国另行一套的传统“习惯法”之间的冲突。
众所周知，在西方文明崛起和全球化之前，亚洲东部长期 存在一个完整的区域国际秩序。其所依据的历史传统秩序规则即为“习惯法”，且得到区域内国家和民众的普遍认可。有观点称其为“朝贡体系”。中西话语体系对 于其中“宗主国”与“附属国”谁供养谁存在争执，但其“合法性”应当被承认接受。而该“朝贡体系”也能延展到南海问题上。
比如对于“九段线”的划分，“九段线”被中国公布几十年后都无南海周边国家提出异议，已可视为习惯法之一。现代国际海洋法之一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远在其后，但菲律宾却以此质疑“九段线”的有效性。
有观察者称，尽管全球领域“成文法”的形成和完善和历史的趋势，但在具体个某个区域之内，依据特定文化、宗教、历史所形成的“习惯法”，仍然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规则维护者需要给予矛盾国家必要且足够的尊重，而且要以之为前提。
比如，国际法院职能履行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需要是“对 当事国一致同意提交国际法院的法律争端”，才可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以及有关条约及公约做出判决。这也是海牙国际法院于1946年成立后，在国际格局已 然大洗牌且领土争端依然此起彼伏的背景下，也仅作出74项裁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际法院的限制性因素还在于，不具备足够的国际权威和 执行力。比如，当今世界超强美国至今没有批准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又比如，在1986年，国际法院裁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针对尼加拉瓜的非法军事行动 时，遭到美国政府的断然拒绝。美国之后依个别案件决定是否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其实，上述74项裁决中有相当一部分沦为空文。
因此评论多认为，菲律宾选择将中国诉至国际法院，可谓“以卵击石”，应当早已认识到不可能借此实现对其主张的部分岛礁的长期占有，不过是打了一张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牌。己方“人多势众”，又能博取同情，中国则“有理说不出”，因此不失为一张好牌。
有观点称，在此番轮较量中，中国“栽跟头”几乎已成定 局。各方面对小国的同情和针对大国的逆向歧视，对非主流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围攻，对新出现的强大力量的畏惧，对封闭保守国家的警惕，都是其中原因。国 际价值体系和舆论不会因为中国一时的努力或姿态而发生大的改变，但对于最后一点，则是是中国当下深化改革开放中的“开放”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