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因为莆田医院根本不治病，主业是搞诱导诈骗，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让患者开心，激怒患者的概率必定比其他医院低。医院患者打上门来，一般来说首要理由不是治疗有差错，而是心理上不平衡。既然莆田医院能通过高明的心理操作骗钱，就不会犯低级错误触及患者的心理底线。所以，莆田医院不担心患者砍人，好比世界冠军不担心小组赛垫底——心理诱导能力低下的莆田医院早就亏损倒闭了，还等得到患者来砍？
我认识一个在莆田詹家医院打工的人，她告诉我，到这里检查性病的人大多是缺乏医学常识的新嫖客，心理上针对任何“专家”都是弱势，可以随便揉搓。医院的目标就是榨干这种猎物，不仅要告诉他自己得了重病，还要以关心的语气拉他全家来检查，让他全家一起治病，再扮好人帮他分析传染路线，让患者全家打成一团还要抹眼泪掏出最后一个铜板，感谢医生治病又保住了全家的面子。这种忽悠能力也是艺术，和北海传销、卓达集资一样是门槛很高的艺术，是心理学实践的典范，是大多数患者喜欢的东西。相比之下，大多数医院的短处就是实话说得太多，总喜欢告诉你“这病没治”、“治疗方案有风险”、“手术只能相对改善”……惹人恨简直是注定的结果。
当然，很多人对医疗科学规律有一定了解，他们可以辨别莆田系和正规医院的优劣。但既然你都有这个区分能力了，又怎么会跑到莆田医院掏空钱包再砍医生呢？莆田医院不傻，他们的广告看似恶俗反智，实际上巧妙地对潜在患者进行了分类，选出人最傻钱最多面子最贵的那一批来骗，就算赚不到钱也能保自己平安。国足如果有能力把自己归入南亚赛区，也不会担心输球问题。
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当年大连开往上海的131次火车，报站广播的植入广告是大连珍奥核酸，音乐之后向大家道晚安的是蚁力神，但车厢两端电视放的小品，第一个总是赵本山的《卖拐》，听众和播音员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场景是一部荒诞剧。再往前追溯，东周的时候蔡桓公就不喜欢扁鹊直言；汉朝房主也讨厌招待“曲突徙薪”之客。几千年来，中国医生从算命先生那里学会了自保的技巧，知道如何利用民众的“常识”来赚钱，莆田医院不过继承了先辈的行业传统而已。鲁迅先生学的现代医疗体系拒绝迎合这个传统，所以屡屡被砍，很显然，这些被砍的才是新来的异类。所以你问我为什么莆田医院很少被砍，我倒建议你问为什么其他正规医院被砍的那么多。
因为他们不肯迎合传统和民众的“常识”啊！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专题)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回顾一下语文教科书上的文字，发现鲁迅先生的吐槽还是最扎人、最准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