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5月11日，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指控中国继续对从美国进口的家禽制品（如鸡肉）征收过高的反倾销税。这是奥巴马政府第12次在WTO向中国发起挑战。
据美国农业部统计，美国去年仅向中国出口了1500万磅鸡肉、火鸡肉和鸡蛋，而在中国开始对美国鸡肉征税之前的2009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此类产品数量高达7.29亿磅。美方代表表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农民应该有公平竞争机会，中方对此应负责。
据悉，奥巴马及经济顾问一直都支持应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以此鼓励中国以其他新兴市场在国际商务市场上从事活动，但此项政策屡遭抨击。
在异议人士看来，奥巴马政府向世贸组织提出的诉讼案，所能带来的补救对美国企业来说规模过小。包括特朗普(专题)在内的人士呼吁实施单边贸易壁垒或关税来解决纠纷。
为取悦国内选民，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上月倡议对中国商品征收45%关税，随即遭到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炮轰，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这一关税将违反WTO的规定，若这种状况发生，美国将丧失世界主要大国的地位。
从理论看来，自由贸易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赖以生存的根基，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准绳。然而，人性本身是复杂的，贪婪和逐利的人类内在本性，往往使社会经济发展背离正确的航程。尤其全球经济探底阶段，各国出于维护本国利益，时常祭出保护主义大旗。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也反应民主政治的某种悖论（各国政客为争夺选票，往往将自由原则搁置一旁）
结合现实环境，中国需要降低关税壁垒，取消不必要的出口补贴，履行公平竞争原则。并致力于经济再平衡，通过重启内需来转变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从而消除出口依赖症。而美欧各国也需要奉行低关税，并继续秉承自由贸易原则。这符合各国经济的长远利益，也是各国政府最迫切的选择。但是，考虑到复杂的利益因素，上述期愿很难转变成现实。
而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往往会导致双输的结果，并有可能引发重大灾难。1929年美国爆发股灾，由此拉动世界经济大萧条序幕。
1930年6月17日，出于保护国内市场份额，缓解国内制造业和农民的生存压力，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在多方游说下签署了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此举招致欧洲各国报复，使美国出口和进口均骤降50%以上，并加剧西方各国经济萧条。目前，不少权威经济学家，均将此项关税看作促发真正大萧条的始作俑者。
这种悲惨的场景能否再现？并不好确定。随着中国人口红利衰退，越南、印度制造业逐渐崛起，美国传统制造业回归，未来各国之间贸易竞争更加白热化和复杂化。这更需要各国加强相互间协调力度，并规避贸易争端和冲突的发生。否则，在民粹主义下，各国很可能重拾保护主义大旗，纷纷推出以邻为壑的关税壁垒，提高国内生产生活成本，增加社会隐性失业。
西方经济学开创者亚当斯密，在创作《国富论》之前撰写《道德情操论》，向人们说明，道德和良知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基础，更是维系市场经济稳健运转的基石。无论政府还是个人，如果追寻自我利益而违背社会公义，必然招致空前灾难。
可以说，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促发后来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并对人类文明构成威胁。1944年，奥籍经济学家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出版，这是自由主义思潮回归的重要里程碑。他在书中警示，当人们出于现实利益诉求，过于依附于政府“恩惠”时，将极有可能被野心家所利用，最终结果将彻底失去自由，社会也由此走向极权的道路。
西方社会随后发展历程，充分印证了哈耶克的预见。上世纪70年代美欧各国深陷滞涨泥沼，充分反应出“大政府权威主义”的弊端，当政府权威与大众不切实际的利益诉求，形成牢固捆绑的时候，往往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由于缺乏经济核算，和市场竞争环境下的发现职能，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投资往往使低效的。当政府投资裹挟太多经济资源时，必然对民企部门形成挤出效应，长此以往，社会经济发展也将丧失前行动力。
因此，越是在全球经济困难时刻，越考验各国间相互包容和协调的重要性。如果互不退让，国家之间贸易战和汇率将不可避免。对于中国来说，一味的指责和抨击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调整出口策略，降低进口关税同时，最大程度做到让利于民。中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庞大内需得以释放，无论对国内还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均会构成重大利好，也会有效降低出口依赖，缓解国际贸易争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否会以身作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