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5月16日是文化大革命开始50周年的纪念日，时隔数日，海峡对岸的台湾将完成一次颇具意义的政权交替。作为新旧中国的两道历史车辙，它们的遗留影响绵延至今，用这样的方式不期而遇。
用“乱”来定义文革，恐怕还失之简单。更像一场全民式地运动，文革最大程度调动出了人性深处对于冲击规则、破坏约束、反转地位、嘲讽秩序的渴望。在这场对于外界和自身的“双重造反”中，一些本意延伸的善异化为恶，而本就是恶的则更加肆无忌惮。主动的、被动的，裹挟的、被裹挟的……一道组成了文革的记忆图谱。
不论承认与否，是刻意规避还是大张旗鼓，文革都已构成新中国的一圈历史年轮，并且其底色一直在向后晕染。任何对于叙述中国的尝试都不可能跳过文革而实现客观，同样的，对文革人为的黯淡或是高亮也都难以还原其本色。
有学者说，逃避正视文革等于欺骗历史，但为了“谈论文革”而谈论文革也并不高明，最好的反思过去是为了更平稳的向未来走，至少得出些警醒，别再犯过去犯过的错，走过去走过的弯路。
薄熙来执政重庆时期文革式的方法论曾让中国上下惕然而惊，多数人们对于文革的再现显然是反感的，甚至是害怕的，但重庆模式一开始风卷残云的推广也证明，文革在中国从来就不缺潜在的拥趸和生长的土壤。
于是，真正的反思文革就有必要跳出“反思”的局限，在对器物的追忆和批判之外，看到其对于中国，真正在深层的结构性影响，客观呈现文革的历史遗产或历史价值。
首先，文革的破灭使中国人对于曾经视为毒草的传统文化有了更多思考。毫无疑问，文革一定程度上断裂了文化的正常延续，特别是对于民族哲学和民族思想的毁弃，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今天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界的泛西化，文革是不可忽略的肇因之一。
近年来中国浮现的“国学热”，便是国民对于这种文化断裂的一个自觉弥合，这样的修补不能说很及时，但至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在经过低谷后，反弹的生命力往往会更加坚韧。
其二，文革证明了在当代中国，继续革命的道路已经走不通。近代以来，中国的整个反封建、反殖民史就是一部斗争的历史，斗争思维成了人们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锭。建国初期对于革命的单一化正向解读和神圣化都反映出这种思维在中国的根深蒂固。
而文革用切肤之痛击穿了对于革命的美好想象，至少对于某几种革命形式，中国人已经产生了警惕，并且认识到，在当今中国，大乱并不能带来大治，而只会导致更大的祸乱。
同时，这种警惕还使得不少文革现象失去了孕育壮大的基础。在围绕任志强的舆论角力中，公众很快就针对任志强的一系列文革式批斗生发反弹，某种程度上阻止了一次可能有更大波及的事件发生。即便剥离开事件中各方的对与错，公众对文革的本能警惕仍有相当的价值。
其三，文革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契机。长达十年的文革不但打乱了锢化的社会阶层，也重新分配了话语权，消除了人们对于运动式治理的迷信，使得对外开放在政坛少了很多阻力。特别是大批年轻干部的上位，意识形态色彩较淡，对外界的接受度相对比较高，成为开放政策得以推行贯彻的一大助力。
要强调的是，尽管客观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契机，但这并不能解释为文革的主动作为，至多是历史阶段之间的偶然连带，改革开发有其必然性，文革提供的契机只是部分的、间接地。
回到当下，尽管距离文革结束已有四十年，很多现实的伤痛也难免渐渐走入尘埃，而所以仍要客观呈现文革，审视文革，正是因为文革深刻的悲剧性，文革在社会治理层面全方位的试错，文革在治国哲学、治官思想方面为后世留下的警醒等，都值得今人长久的挖掘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