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50年前的文革“浩劫”，因应着196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潮动，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艰难探索“救亡图强”道路中最为惨烈的岁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这场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运动所代表的特殊政治形态，在有了官方决议和中外无数结论、评点的情况下，依然有著等量齐观的共识与争议。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 上的重大社会实践，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回首那段被尘封的历史？
时代悲剧无法改写，50年后重提文革并非“鞭尸”，亦非否定 中共今天的统治根基，而是意在将这段前所未有的政治试验置于中国历史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去重新认识，反思这场浩劫的背后究竟隐藏著如何根深蒂固的 民族基因——它决定了从毛泽东本人到普通民众，何以都被投入一场癫狂的、注定没有出路的社会实践。
在东方智慧中，对人生有“五十而知天 命”之说。意即一个人需要经历相当的年限，有相当的人生积累，才能明白世间和自然的规律，鉴别真伪。历史也是如此，时间往往可以让人用冷静、客观的心态， 发现和总结接近真实的本相。越是沸腾的历史，越需要沉淀。那么，积淀了50年的文革，又会给中国、给世界带来什么呢？
历史会不断地被后人评判，但只要每一次评判都是基于理智的探索，就会成为人类智慧的积累和延续。无论是怎样的历史都不会也不应该被割裂和回避，只要发生过，就不会无故被磨灭。特别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必须由全民族的人为它负起责任。
社会大变革的失败逻辑
一贯正确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关键的一次“赶考”中失败得如此彻底？对此理论界有很多说法，例如毛泽东对形势判断失误，党内斗争，被“四人帮”为代表的 野心家利用等等，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作出解释。但更重要的是暗藏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含义——毛泽东个人理想主义和中国历史演进的逻辑发生悲剧性冲突所导致的 惨烈后果。
但是，毛泽东保卫红色江山不变色的理想本身错了吗？当然没错。自1949年进京赶考，中共在此后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及反右 整风等政治运动中，无不是为了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确保中共的执政地位。文革虽然是一大异数，却是与1949年至1966年的中共探索在打江山之后如 何坐江山一脉相承。如果将视角放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维度来看，文革亦带有强烈的必然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大门寻求一 条道路，期间经历士大夫阶层的洋务派、维新派改革，也经历了太平天国等传统形式的农民起义，更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努力，一路跌跌撞撞，直到1949年中 共建政取得全国基本统一。然而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到激进左倾泛滥至巅峰的文革，中国再度被抛入万丈深渊。这一挫折从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一种必然的尝试，是中 国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所难以避免的一次痛苦经历。从事后看来，人们不接受这场社会实践的“交换”，但是从运动开始人们从来无法 先验地预测“代价”。如果历史可以重来，这一过程并不见得会更从容地逾越。
那么，毛泽东对形势的忧虑和担心错了吗？也许没有错。文革前 夕，生活用品特供、脱离底层民众等官僚主义气息已相当普遍，毛泽东的忧虑并非无的放矢。1991年苏联解体，高度僵化的官僚体系成为令苏联难以支撑下去的 致命内因。如今，中国庞大的官僚主义体系也成为习近平(专题)等中共领导人的“心腹大患”，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既然二者都成立，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毛泽东的社会试验归于失败呢？从现实实践看，任何动机的正当性都不应该成为简单发动社会重大变革的理由。毛泽东只是基于对政权的担忧便发动如此巨大 的社会变革，即使其中没有对形势的误判和治国理念的分歧，也是极为不负责任的。斯大林曾将古拉格强制劳动体系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却无视它摧残人 性的罪恶本质，使其带有不必要的血腥味，甚至以此渲染“光荣”，树立楷模。英国历史学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1994年接受访问时亦公开声称，如果苏联创造真正共产主义社会的工程终至成功的话，那么牺牲2,000万人还是值得的，“马克思自 己不是说过，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流血产生的？”
同样，任何动机的正当性都不应该成为手段合法性的理由。“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砸烂公检法，突破一切法律制度甚至社会伦理的底线，不接受一切监督和制约，这在一切以意识形态为主的社会常常成为通例。
此外，任何正确的理念都必须摆脱极端和绝对的实践。从哲学上讲，毛泽东熟稔辩证法，知晓“动”的绝对性，但忽视“动”与“静”的相对性，所以人为地制造 “动”，甚至一刻不停，从“三反”“五反”到“反右”，从“大跃进”“四清”最后到文革，把继续革命推到极端。在历史观上，毛泽东也将人民对历史的推动作 用放大到极端，例如他只承认人民创造历史，对其余一概否定。在文革中，他更是只相信最无负担和最底层的民众，如学生、工人、农民、士兵，甚至追溯其家庭成 分，将无产阶级“绝对化”。这样的结果反而导致了最大的民粹运动，一切官员，一切规章制度，一切文化传承，一切道德伦理，都在这种民粹中被打砸，结果却没 有建树，大乱有，大治无。
清晰还是模糊？
经过烈火淬炼的亿万中国人，是否已经看清了文革的真面目？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可是已经结束40年之久的文革，却在官方解释的困境和民间的想像中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文革的世所罕见和复杂性也正在于此。所以，即便历史叙事早已重回正常的逻辑，依然难以阻挡争议和质疑的不断涌现。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得以重新确立。同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正式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恢复中共八大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内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 革的理论基础，对毛泽东进行了政治清算和总结。自此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狂飙突进的上升周期。
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延续时间长达十年之 久，参与人数无出其右，致死人数多达数百万，亲历者尚且有很多人在世，文革的真相原本并不复杂，可就是这样一场内乱和浩劫，为何却在共同的记忆和不断的反 省中越来越模糊？不得不说，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但余毒犹在，中国上下依然在文革的潜意识影响下前进，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还没有彻底脱离文革的惯性和轨道。 换言之，每个有足够资本谈论文革的人，都无法以超脱者的姿态来审视这场运动。也正是如此，在历史细节愈发清晰的同时，文革实则也在被标签化或者理想化，愈 发模糊而不真实起来。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3月14日回答记者提问时依然在提醒人们，“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彼时，主政重庆的薄熙来很有文革意味的“唱红 打黑”运动正如火如荼，不仅得到极左派的拥护，甚至在底层民众中拥有广泛号召力。这再一次引发社会对文革重现的关注。最后，当人们知道薄熙来的这些“文革 做派”是在为自己争政治资本，意图谋权时，人们开始深思这种由下而上的文革再现。
人们可以看到，无论文革中的施虐者，还是受虐者，如今 大多依然在保持着沉默，希望将这场噩梦掩盖；人们也可以看到，包括未曾经历文革的激进左派希望重来一场文革，摧毁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修正主义”路线， 完成毛泽东当年的历史任务；更有自由派希望将中共所供奉的毛泽东彻底拉下神坛，还原成人……朝野之间的多元撕裂、对抗、攻击，几乎从未绝迹。这些情况也表 明，文革这种形式，其实各种意识形态都可以利用。
大陆媒体声称，搞一场全社会的所谓“（文革）大反思大讨论”，已有的政治共识就会受到 威胁，思想动荡就可能发生，并且认为“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大辩论经常会扩大公众之间的裂痕”。不过，这本身便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逻辑。事实恰恰相反，否定 大辩论的必要性，只能继续不负责任地回避问题，让真相更加暗惑不明。如此，社会的多元分裂不是消失，而只是被隐藏起来。
无论回避还是激进，不应该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所应有的状态。所以，今天人们试图去唤醒记忆，不是也不应该缅怀彼时所谓的造反自由，也同样不是渲染血腥，唤醒仇恨，鞭尸历史。
同时，审视文革并非只服务于现实政治，并非像自由派所鼓励的那样去搞政治清算，彻底否定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否定现有的政治体制和秩序。这可能是某些人的 目的，但并不是反思文革的责任。任何以此夹带个人私货和目的的动作都是对中国的二次伤害。一篇《“文革”从全面否定到全面反思》文章即提出，不能抱着实用 主义的态度反思文革。一方面不能因为现在社会上出现一些问题从而肯定文革，也不能因为要维护中央决议的权威而全面否定文革，更不能选择性地为当下服务和为 个人的价值观张目。
相反，重拾历史便是要全面地认识文革本身，展现一个民族可贵的自我反省意识和精神，坦然直面本民族的阴暗面。正如一代文豪巴金的传记作者所说，一个不懂得反思与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