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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庭审江青过程中，法庭通知王海容、唐闻生先后出庭作证。面对大量的证据，江青仍然作否定回答。江青大骂：“王海容、唐闻生两只耗子，看到毛主席的船要沉了，就往邓小平的船上跳。”这也许是江青深感到众叛亲离，失道者寡助的苦楚和自己的打算落空的气愤。还说：“我辛辛苦苦写了两个月，都白费了。”本文摘自《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一书，马克昌主编，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2015年1月6日，中国法院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免费开放，图为展出的江青张春桥案庭审资料（图源：VCG）
初审江青法庭调查（一）
1980年11月26日上午，第一审判庭开庭审问江青，出庭支持公诉的有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6名检察员和6名助理检察员。特别法庭出庭的有庭长江华、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和17名审判员。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活动。审判员曲育才、沈建进行法庭调查。
江华庭长开庭宣布：按照本法庭的决定，第一审判庭审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陈伯达5名被告人，今天开庭审问江青。随即传被告人江青到庭。法庭就起诉书指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邓小平、周恩来等，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事实进行调查。
审判长就以下问题审问江青：1974年10月17日夜，是不是你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召集到钓鱼台17号楼去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了些什么？王洪文去长沙是不是你们4人共同密谋的？你为什么要王洪文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
江青对以上审问的回答，均是“不记得”或“不知道”。
检察员王振中发言，揭露江青等人密谋策划诬告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的事实。接着法庭出示、宣读有关证据，并传唤同案被告人王洪文出庭。这位“文化大革命”中上海造反派的总司令，被提拔到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人物的出庭，引起人们的相当注意和兴趣，看到他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真有点儿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叹！
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是尽量恭顺，同江青的反差很大。王洪文在法庭上一直不敢面对江青，似乎感到双重压力，供述也特别小心。他在法庭上供认，他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密谋到长沙去向毛泽东主席诬告邓小平等，召集人是江青。
但王洪文供述：“去长沙是我主动提出的，江青等均表赞成。江青还提出要赶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长沙见毛主席。”王洪文还供认，从长沙回到北京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唐闻生来参加。事后江青又叫王海容、唐闻生再去长沙向毛主席诬告邓小平，其目的就是要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起初听着王洪文的供述时，沉默不语。但不久就按捺不住了，上身前倾，紧紧地按住头上的耳机，似乎是仔细地在倾听，愈来愈激动，不停地对王洪文翻白眼，表明她对王洪文在法庭上的表现和供述深表不满。
江青下来后说：“王洪文就讲了一句实话，就是上长沙告状是他自己提的……”
江青在王洪文供述过程中情绪激动，突然高声大叫：“报告法庭，我要方便一下。”
曾汉周庭长听见江青叫声，迟疑一下。江青又高叫：“我要方便一下。”
曾汉周庭长听明白了，立即表示允许，就由两位女法警将江青带出法庭，法庭调查被迫中断，王洪文也暂时退庭。
全场等候约10多分钟，江青回到法庭暂时未见到王洪文便吼叫起来：“他在哪儿？王洪文在哪儿？”
王洪文再次出庭供述时，江青一直对他翻着白眼。王洪文讲完后面容惶惑不安，江青也以无奈的神情，看着王洪文被带下法庭。接着，出示和宣读姚文元有关供词及提供的日记摘录，以及张玉凤的有关证言节录，都证明了起诉书指控的事实。
法庭还通知王海容、唐闻生先后出庭作证。接着，检察员江文发言，揭露江青在1974年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问题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阻挠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他们篡党夺权创造条件。这就是长沙告状的起因和它的背景。
审判长曾汉周又重复以前的问题再次审问江青，而江青却在大量证据面前仍然作否定回答。曾汉周最后宣告被告人江青策划“长沙告状”诬陷周总理、邓小平等领导人的事实已调查完毕。把被告人江青带出法庭后，宣布休庭。
江青一出法庭就气势汹汹地嚷叫：“骗人，《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是假的，王洪文发言为什么不让我对质？”
江青又大骂：“王海容、唐闻生两只耗子，看到毛主席的船要沉了，就往邓小平的船上跳。”这也许是江青深感到众叛亲离，失道者寡助的苦楚和自己的打算落空的气愤。还说：“我辛辛苦苦写了两个月，都白费了。”
当“长沙告状”的法庭调查实况，通过电视广播后，举世瞩目，也引起世界各地强烈反映。律师们心中也有数，因为在本案审理前，中央领导就明确指示，要严格将政治上的路线错误与法律上的刑事犯罪区分开。而长沙告状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上的诬告陷害行为，是需要研究的，律师也向法庭作出反映。最后，特别法庭在判决中未将长沙告状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写入判决书中，从而严格地划清了罪与非罪（在本案中即所谓路线错误和刑事犯罪――编者）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