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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艾滋的无知和恐慌，家长们将她“赶出”学校；在村里，大家对她都躲得远远的。本已经住在高山最深处的吴家，从物理和心理上，都被高山村隔绝了。
►从湖南宁乡县流沙河镇出发，沿着663乡道，一直往西南山区方向走。柏油路，四米多宽，刚刚修好。太阳一晒，一股沥青味。
到了村里，沿着上坡路拐五六个弯，能看到零零散散的四户人家，莎莎家在最深处。再往山里走，只有一片竹林。她和爷爷、奶奶、姐姐四个人住在这里。
莎莎今年11岁，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在7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去世；去年，父亲因艾滋病去世。
父亲去世之后，她是艾滋儿童的消息不胫而走。因为对艾滋的无知和恐慌，家长们将她“赶出”赤塅完全小学（以下简称：赤塅完小）；莎莎转学到距离村子足有70公里的县城读书，再次迫于家长压力失学。
第二次失学后，赤塅完小新任校长尹鹏波每周找半天时间给莎莎单独上课。
尹鹏波承认，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恐艾”。选择单独给莎莎开课，是害怕面对“家长闹事”的场面，另一方面，他同情莎莎，也知道艾滋儿童有受教育权。
“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尹鹏波对剥洋葱说。
专家估计，目前在我国，像莎莎这样的14岁以下的艾滋病感染儿童，大约有8000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和莎莎一样的困境。
艾滋来了
这个家庭的厄运，始于2014年春节前夕的一场车祸。
当时，莎莎的爸爸吴鹏飞遭遇车祸，输血时，被告知感染了艾滋病。
莎莎的爷爷吴应秋一辈子没出过湖南，他从医生那里打听得知，这是传染病。心想，艾滋病和非典一样，但没有瘟疫严重——在他的字典里，瘟疫是最严重的病。
接下来的情况，让吴家傻眼了：吴鹏飞出院后不久，莎莎的脖子上也出现了类似父亲的脓包。
2014年7月，长沙市第一医院证实了吴家的担心——莎莎被确诊为艾滋病。母婴传播。
这意味着，当年莎莎母亲去世，可能也是因为艾滋病。
2014年9月1日，本是四年级开学的日子，莎莎向学校申请休学一个学期，辗转在长沙看病。
5月12日，莎莎戴着喜洋洋面具，她很喜欢看动画片。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2015年4月，吴鹏飞因为艾滋病去世。
这是高山村村民第一次知道“艾滋病”。“有人说和非典一样，我们都害怕被传染。”39岁的高山村村民阳爱飞回忆。
高山村有2000人左右，是流沙河镇劳务输出大村之一。年轻人外出打工，村子里大多是老人和妇女，以及留守儿童。
村民们靠种水稻、烤烟和养鱼生活。有的人，一辈子没出过村子。
50岁的罗素珍总会想到一个场景，越想越害怕——吴鹏飞和他们一起打牌时，食指在舌尖蘸点唾沫，启牌，再蘸，再启。
罗素珍找到以前的扑克，扔了。后来一打听，其他牌友也把吴鹏飞摸过的牌扔了。
尽管莎莎的爷爷吴应秋、奶奶戴淑英、姐姐莉莉没有得病，但接下来的一个月，村民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他们——村里有红白喜事，只要吴应秋和戴淑英坐的那桌，大家尽量不坐；莎莎和莉莉上学路过邻居家，大家都躲得远远的。
莎莎发现，她没有朋友了。
以前和她一起上下学的好朋友彬彬和依依再也不来找她。她跑去彬彬家玩，彬彬奶奶都会很警觉地打发她走。
“我怕孩子被传染，只能把孙女看好，尽量少让她们玩。”彬彬的奶奶杨国秀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本已经住在高山最深处的吴家，从物理和心理上，都被高山村隔绝了。
“你不能在这里读书”
2015年4月，断断续续休学一个学期后，莎莎回到学校读书。
赤塅完小，是赤新村和高山村两个村子附近唯一的学校，一共六个班，每个班有约30名学生，一个班是一个年级。全校加校长和一名退休老师，共有10名在编教师。
莎莎得病的消息，像病毒一样，从高山村扩散到3公里外的赤新村，以及赤塅完小。
回校第一天。班主任杨老师把莎莎的座位安排在教室紧靠墙的一边，自成一列。
初夏时节，天气渐渐热起来，莎莎左侧脖子上的淋巴在流脓，招来蚊子和苍蝇。老师给她脚下点上蚊香。还和其他学生强调，要多照顾莎莎，不要打她。
不到一天，同学们就知道了莎莎的病。
赤新村村民陈红（化名）听孩子回来说起，满脑子都是蚊子叮完莎莎，再叮自家孩子的画面。她跟老公说，赶紧去找学校。
住在陈虹家对面的闽奶奶也很着急，孙子的爸妈都在外面打工，孩子被传染了没法交代。
5月13日，莎莎每天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喂鸡。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第二天一大早，还没上课，十几个家长到校长办公室抗议。
“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和她混在一起上学。”家长杨波情绪有点激动。
校长和班主任拿出艾滋病宣传手册，向家长们解释，艾滋病的传染方式只有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不可能通过蚊虫叮咬和日常交流等方式传播。
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同情莎莎的状况，近乎哀求地跟家长说：“让她在这读书吧，没有问题的。”
在得到学校“协调这件事”的承诺后，家长们忿忿地回去了。
但几个家长陆续把孩子转到其他村小学，几天下来，班上有一半的学生转走；还有一些学生，干脆在家里待着，不来学校了；其他班级，也陆续有学生转走。
“当时班上只剩下五六个同学。”莎莎的同学玲玲说。
一周后的一天早上，赤塅完小校长办公室。宁乡县教育局工作人员、主管赤塅完全小学的流沙河镇中心学校联点人、赤塅完全小学的校长、莎莎的班主任，还有来自各个年级的五六十位家长，吴应秋和莎莎，一起开了一个家长会。
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跟家长们解释两点：第一，艾滋病日常不传染；第二，莎莎有上学的权利。
当时参加了会议的流沙河镇中心学校联点人彭潘桃回忆，他们左右为难。“一边要家长满意，一边又要保证莎莎不辍学。”
谈了一两个小时，未果。
杨波承认，当时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觉得莎莎是孤儿，很可怜，但他对剥洋葱说，“在别人的孩子和我的孩子中间，我只能选自己的孩子。即使知道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去冒险。”
迟迟谈不拢，有些家长情绪激动，指着莎莎吼：“你不能在这里读书！”
听完这句话，莎莎泪水落下来，拉着爷爷的手要回家。
学校也很委婉地跟吴应秋说，先回家吧。
拉锯战
吴应秋不甘心。他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做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没了；一个又得了艾滋病，死了。两个孙女是他全部的希望。
2004年，国家针对艾滋病人出台“四免一关怀”政策，后来又陆续出台关于艾滋病遗孤救助的政策。
从莎莎爸爸去世开始，俩姐妹每月分别可以从民政部门拿到两项合计近900元的补助，莎莎看病的钱也可以报销。
吴应秋不担心两姐妹的生活问题。但莎莎读书的问题，是心头病。
找学校没用，吴应秋到镇政府去，在门口看到县长热线电话。试着拨过去，对方建议，应该找县教育局解决。
第二天早上七点，吴应秋骑着摩托车到了镇上，坐上中巴车，到县城，找教育局。
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说，赶紧回去，我们一定帮忙协调。
但等了近一个月，没有消息。吴应秋又打了两次县长热线，对方的说法都和第一次一样——找教育局。
第二次，吴应秋又跑了一趟县城，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解释，已经让学校帮忙协调，让他再等等。
5月12日，莎莎用自己专用的水杯喝水。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这段时间，更像是莎莎的爷爷、教育部门、学生家长三方的一场拉锯战。
宁乡县教育局宣传教育科科长陈凯安在宁乡教育系统三十多年，莎莎是他接触的第一起艾滋学童案例。
得知情况后，教育部门普及艾滋病常识；派专员到高山村对莎莎进行心理辅导；还做了赤塅完小部分家长的工作，“但效果还是不理想。”
其他家长也在到处“活动”——他们不但找到学校，还找到了高山村村支书谢知生。
谢知生回忆，去年夏天，至少有5个家长找到他，“你得赶紧帮忙做做工作，千万不要让她回学校。”
彭潘桃回忆，那段时间，只要学校这边态度有松动，家长就会给学校施压。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保了一方，势必牺牲另一方。就像医生问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最理想的情况，是两个都保，但可能只能保一个。为了社会稳定，我们只能保大部分学生。”陈凯安对剥洋葱说，这不只是教育问题，“社会对艾滋病的认识还没跟上，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没人和莎莎玩，她度过了一个孤独的暑假。
很多时候，她坐在院子里发呆；她怀念校园，因为有人可以一起玩。
现在，“别人都怕我”；“我只有一个人。”她说。
院子里奶奶养的鸡、鸭、姐姐送的玩具熊、甚至院子前面的一片竹林都成了她的朋友。每天下午，她能从排队回家、长得几乎一摸一样的一群鸭子中，找到自己家的那7只。
莎莎怀念9岁时的生日——姐姐的朋友给她买了一个大蛋糕，她的朋友彬彬和依依站在旁边，拉着她的手，给她唱生日快乐歌。
“这是我能想到最开心的一件事情。”莎莎对剥洋葱说。
“无法调和的矛盾”
2015年8月底，新学期即将开学前，吴应秋想到当年在县城卖手工鞋时，看到过一家民办小学。那所学校距离村子足有七十多公里，他决定把莎莎转学到这里。
莎莎发现，这所校园比村子里的校园大多了，有好几栋教学楼。
在这里，她遇见了目前为止最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教英语，总是柔声细语，夸她棒；同宿舍的7个孩子，也都成了她的朋友，一起在楼道里跳皮筋、跳格子。
好景不长。两个月后的一个周末，吴应秋接莎莎回家，被同村一个来接孩子的村民看到。
当天，这位村民在班级家长群里写道：“四年级的莎莎，以前在我们村里读小学，后来得了艾滋病，居然到县里读书了。”
5月12日，莎莎经常在林子里抓鸡玩。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很快，全校家长都知道了这件事。
时任该校副校长的李林（化名）从QQ群看到了这个消息，赶紧打电话给吴应秋求证，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家长们向学校提出诉求：第一，如果莎莎继续在这里读书，我们的孩子就退学；第二，学校尽快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李林有些为难，他知道家长们集结起来的能量——三千学生，背后是六千家长，上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事情不可能压下去；另一方面，他同情莎莎的遭遇，不想让她再次受伤。
拖了快一个月，期间，十几个家长代表又来找了四五次。李林觉得有点崩溃。
李林说，以目前全社会对艾滋病的认知程度来看，群众的恐慌是没法控制的。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介绍，我国通过母婴传播患上艾滋病的14岁以下儿童有8000人左右。
公开报道中，他们中的部分人也在遭遇“上学难”的问题。
吴尊友说，解决的根本在于加强艾滋病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每个人对艾滋病的认识都需要一个过程，了解多了也就不再担心和恐惧了。
期末考试前几天，李林专门和两位老师一起坐车送莎莎回家。
李林对剥洋葱回忆：莎莎没有哭，她有点晕车，躺在自己的怀里睡着了。
在送莎莎回家的路上，李林越想越困惑，大家的观念什么时候才能跟上，什么时候才能让莎莎这样的孩子不再“求着”上学。
一个人的课堂
兜了一大圈，莎莎再次失学。
莎莎重新回到村里后，县教育局、疾控中心、镇政府、镇中心学校、赤塅完小开会，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送莎莎去山西临汾的红丝带学校，边上学边治疗；送莎莎去湖南衡阳的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住院治疗。所需费用由当地行政和教育部门出。
第三种方案：由赤塅完小找老师上门教学。
莎莎不同意第一种，她不想离爷爷奶奶太远；吴应秋不同意第二种，他觉得孙女的问题不是治病，而是读书；最后，只剩下第三种方案。
从今年3月开学始，新到任的校长尹鹏波和另一位老师每周找半天时间来给莎莎上课。尹鹏波教数学，另一位老师教语文。
去了两次之后，语文老师不愿意再去了，“我还年轻，还没生孩子。”
尹鹏波也忐忑，他承认，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恐艾”——他尽量不在莎莎家里吃饭喝水，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手。
尹鹏波苦笑，让莎莎回学校，对其他学生不公平，他也害怕面对像去年家长 “闹事“、学生转学的场面；另一方面，他又很同情莎莎。
在尹鹏波看来，亲自上门授课，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
5月12日，莎莎走向家门口的一片竹林，这是她经常自己玩耍的地方。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莎莎“的名字仍在不断挑拨着家长们敏感的神经。
较之以前，村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科学地认识了艾滋病，但还是恐惧——他们不敢喝莎莎家的水，吃他们家的饭；也不敢让自己的孩子接近莎莎。
直到现在，听到有人提莎莎的名字，家长们就会条件反射般地问：“这小女孩没有再回学校了吧？”
得到“没有”的回答后，家长们皱着的眉头立马放松，随后，又感叹：“这个小女孩无父无母，又没法读书，也是可怜。”
彭潘桃说，镇中心学校也知道最理想的情况是让莎莎回到学校，但经过去年的风波，现在看来，除了尹校长单独上课，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为莎莎单独开课的新闻被媒体报道后，尹鹏波被当地媒体称为“最美校长”。
尹鹏波觉得没那么高尚。“我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或许教完这个学期，我也坚持不住了。”他对剥洋葱说。
吴应秋时常对着房间里一面贴满了两个孙女奖状的墙抽烟、发呆——莎莎读书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可是，以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