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香港(专题)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当过红小兵，他几次死里逃生，有着深刻的回忆。
文革(专题)开始时，丁学良13岁，主动投身到当时安徽家乡的文革当中，是最年轻的红卫兵之一。当时丁学良主要负责“文攻”，担任当地红卫兵报纸主编。等到官方逮捕闹事的学生领袖时，因年纪小而“逃过一劫”。
1968年“上山下乡”后，丁学良因家境贫寒，属于“出身好”的背景，被选入“革命委员会”做文书工作。五年后，再以“工农兵学员”身分，到安徽工业大学。但基本上无法好好读书，学生经常按照官方运动方向，天天批判邓小平等中共高层，直到文革结束。
丁学良说，他们后来能上大学，甚至出国留学、成为学者，很多人是很感念邓小平的(恢复大学高考)，他的人生也就此改变。
曾为福建厦门八中的红卫兵领袖的郭坤仁(凌耿)表示，他在文革期间学会了一切偷抢骗招术，愧对母亲的教悔。他从厦门游泳(1968年)到台湾(专题)后，慢慢一步步的改变，尤其来美后几十年里已磨成一个正常人。
他说，从上班起就很规范，他没忘记自己的过去，但时时警惕自己，戒免自己之心。
郭坤仁说，文革结束多年后，他曾去大陆找过救命恩人和当年的伙伴，反思过去这段历史。今年初他将他的红卫兵经历一书“天仇”重新出版为“从前从前有个红卫兵”。
书中说，“我忘记了家庭、忘记了亲戚朋友，忘记了家教和学业，忘记了国家利益，更忘记了大地的主宰是谁”。
“我们确确实实地当了毛泽东的老黄牛，我们深深地犁了田，翻起了肥沃的土壤，好让毛泽东思想的种子能深深种入人民的心田。后来我才明白，毛泽东利用我们的地方，比我们利用他的要多得多了”。
他并质问自己，“同学间内战，我们究竟是怎么搞的？这么要好的同学、朋友为什么都变成了死敌？是什么力量挑拨了我们？分化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