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北京时间5月17日，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经营日渐困难，中国人社部宣布将对《国内最低工资规定》政策进行调整，未来最低薪资的调整将从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变更为每两到三年至少调整一次；而在调整幅度方面，也将从过去高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幅度改为不高于平均工资增长幅度。有关政策公布后，许多人对于邓小平：“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共同富裕”的许诺发生质疑，贫富不均是否再度恶化成为公众主要疑虑。
后富们渴望生活环境的改善（图源：AFP/VCG）
刘易斯拐点带来的薪资增长潮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都市化进程的推进奠定了中国以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然而，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陷入断崖式陷落，中国的劳动力取得成本正不断上升，连带也导致农民工薪资增长快速上升，中国进入了经济学上的刘易斯拐点（Louis turning point），经济增长的动能也被迫从2010年之前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转型为竞争优势。
随着劳动力供需进入了拐点阶段，中国经济也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转型过程。随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往再通过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增长模式已不符合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中国的经济增长动能被迫从以往的出口转移至内需。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也因此成了拉动内需的新办法，然而，最低工资增长过快也让中国经济经济在转型阶段受到极大的冲击。
据日本《产经新闻》统计，自2003年中国政府出台《最低工资规定》以来，中国的工资上涨幅度累积超过10倍，即使是在2015年中国经济陷入增长动能不足的情况下，仍旧有10个省市将最低工资上调了30%。
而从人社部公布数据来看，自2011年至2015年的五年之间，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中每年有25个、25个、27个、19个与27个地区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除了每年调涨最低工资外，最低工资的增长幅度也较全社会平均工资增长。自2011年至2015年间，上调最低工资地区的平均增长幅度分别为22.1%、20.1%、17%、14.1%、14.9%。最低工资快速上涨虽然使得内需市场出现增温的迹象，但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性却带来不可预期的负面效益。
难以扭转的贫富不均现象
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各地区人社部门疯狂提高最低工资的做法含有非经济因素的政治性考量，行政干预的方式对市场的调节功能起到了严重的抑制作用。
首先，近年来，受到货币供给宽松的影响，中国的贫富不均现象出现恶化的迹象。也因此，对地方政府人社部门来说，通过提高劳动力最低工资来缩小贫富差距是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提供最低工资的工作职务都是劳动密集且低附加值产业；也因此，提高这个群体的最低收入不仅无法缩小分配不均现象，反而使得城市工作机会减少，连带导致当地就业环境恶化。
再则，在工资上涨的预期心理下，农民工成了“逐利而居”的经济动物。而对于急欲发展第三产业以加速当地都市化进程的地方政府而言，调高最低工资便成了刺激当地内需，拉动当地经济产值的行政手段。持平而论，这种“慷企业之慨”的作法只是一时的。在生产效率未出现显著提升的情况下，片面提高工资不仅不会为当地经济繁荣带来有效贡献，反而助长了当地的通货膨胀现象。
最后，当前中国的贫富不均现象并不是低收入群体工资太低所造成的，而是过度宽松的货币供应使得高收入群体通过炒作资产所形成的。而对于实际肩负起中国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而言，一味的提高最低工资不仅无助于缓解分配不均现象，反而加剧了实体经济“空洞化”的现象。这对亟待追求产业升级的中国制造业而言，都不是什么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