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强掳曲龙 滥用私刑
在收购民族证券进入收尾阶段时，郭文贵和其代理人曲龙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但准备和郭文贵闹翻的曲龙没有料到，张越和马建会让他吃尽苦头。
2010年，郭文贵和曲龙决裂，两人势如水火。2011年初，曲龙向中国国家安全部纪委、中纪委(专题)实名举报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过程中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并接受了媒体采访。
事实上，两人矛盾孕育已有不断的时间。在上述合谋收购石家庄商业银行的股权之时，郭文贵还介入了天津环渤海集团有限公司的一次内部纷争。当时的天津环渤海集团董事局主席郑介甫为了规避关联交易问题和借债缓急，将集团旗下的部分公司拿到集团体外交由集团董事赵云安运营，并且将其中的银邦伟业投资有限公司质押给了河南商人谢建升。
但不想赵云安在运营过程中瞒过董事会，利用种种非法手段将本属于集团的产业纳为私产。郑介甫发现后报案，赵云安随即被天津市公安局抓获。被抓后赵云安托关系找到郭文贵，求其“捞人”，成功取保候审后，赵云安付给郭文贵股票套现加现金资产约4亿元，操盘接纳这笔资金的，同样是曲龙名下的中垠公司，也就是在如何处理这笔资金中，郭文贵和曲龙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矛盾。
郭文贵指责曲龙利用担任政泉置业执行董事的便利条件，通过伪造签名、制造虚假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公司名称地址等方式，将“捞人”所得划拨中垠公司名下占为己有，并更名为源润控股，曲龙则对此矢口否认。
曲龙的举报信递上去后，很快便为郭文贵得知，郭电话威胁曲龙称，“你敢告我，找死，倒数时日吧！”由于曲龙全程参与收购民族证券，知悉马建、张越如何动用公权力施压河北银监局、河北国资委、北京产权交易所、首都机场、东方集团的过程，郭文贵遂将事情的危急程度报知马建、张越两人。
随后张越即会同马建与郭文贵的下属展开行动。2011年3月31日下午5时许，马建下属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张越的下属郭东斌、郭文贵保镖赵广东等十几人分别乘坐4辆车，将曲龙的车围堵到北京东四环的颂江南大酒楼窑洼湖店院内，用院内石头、酒店桌椅将前置挡风玻璃砸破，并用铁棍撬开车门将曲龙强行带走。期间，曲龙及周边围观群众均拨打110报警，但电话一直无法拨通。
曲龙被带走的第二天，2011年4月1日，郭文贵顺利办理了民族证券控股权的受让手续，曲龙则被高辉、郭东斌等人带至河北承德某看守所，声称曲龙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已危害到国家安全，任何人不可将其转移，但并未依惯例出示证件，也没有提交羁押曲龙的相关手续。
曲龙被带走的几天后，承德公安局刑侦部门一领导即赴曲龙的中垠公司，冻结了公司及曲龙本人、妻子的账户，并将公司的5辆车全部开走。
从2011年4月1日到5月6日，曲龙在承德某看守所被关押了36天，共被外提了3次，每次都超过了24小时，其中包括4月4日至6日的两天、4月中旬的一周以及4月底的4天。在被外提期间，曲龙遭受了“老虎凳”、强迫持续进食且不得上厕所、被塑料袋套住至窒息等刑讯逼供手段。
抓到人后，张越再次直接干预了对曲龙的处理。当时曲龙被押至承德某看守所后，承德市检察院批捕科以证据不足没有做出批捕的决定，张越获悉后，即于次日亲自电话要求立即批捕。4月底，曲龙被以涉职务侵占罪正式批捕，有别于当时被抓时的非法持有枪支罪名。
在承德某看守所期间，曲龙曾给给承德市检察院出具了一封质疑材料，指出承德市公安局并没有案件管辖权，持枪罪也无证据。时任承德市公安局一位领导知道此事后上报张越。5月6日，曲龙被转移到更为隐蔽的承德县看守所。
曲龙在举报信中自述，在5月中旬去承德县看守所的车上，押解者将黑塑料袋戴在曲龙的头上，威胁要闷死曲龙。并在承德县看守所期间，对曲龙进行了一次长达10小时的逼供，致曲龙身体多部位受伤，昏死数次。当时押解者亲口告诉曲龙，民族证券涉及河北重大利益，由上头交办，董事长（张越）亲自盯办，要求曲龙对民族证券的事闭嘴。
2011年9月，曲龙再次被转移到承德市下辖的围场县看守所。2012年1月，围场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同年4月，围场县人民法院判决曲龙15年，这是职务侵占罪类别的最高年限。曲龙不服判决上诉，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承德中院）在一周内作出维持原判决的判决。把曲龙按最高量刑判决，也是张越亲自授意，交代给时任承德中院某主要领导办理。
而在处理曲龙案中为张越效力的承德市公安局某领导、承德市公安局刑侦部门某领导、承德中院某领导，在曲龙被判刑后均已获得升迁。
不断为郭文贵“擦屁股”的张越（图源：VCG）
“擦屁股”不惜对撼河南政法界
曲龙造成的麻烦并未结束。在天津环渤海集团纠纷中受牵连的河南商人谢建升，于2012年8月，以郭文贵、曲龙、郑介甫、赵云安等人合同诈骗向河南焦作市公安局报案，焦作市公安局随即成立专案组，并且得到了公安部对案件办理的批示，收购民族证券的底细再次面临被连带揭发的危险。而此时郭文贵已经逃往海外，张越开始出面百般阻挠河南警方的调查进程。
2012年12月18日至2013年3月11日，焦作市公安局为了对曲龙涉案情况取证，两次赴围场县调案件卷宗，两次赴承德市监狱交涉，都未能如愿。围场县法院两次均称卷宗被承德市公安局借走；承德市公安局第一次称卷宗已归还法院，第二次称需经领导同意才能调卷，之后不再接焦作公安方面的电话。
在焦作公安局仅有的一次对曲龙的提审中，房间中也被安装了多个摄像头，桌子底下则安装了录音机，曲龙要求将其押往河南才肯说出实情。
之后案件在马建的直接干预下，得到河南政法系领导的批示，很快终止。
2014年3月，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河南，谢建升将案件向巡视组反映，该案在2014年6月重新启动，此时曲龙已被秘密转至河北保定监狱羁押。
2014年8月12日，焦作市公安局持有公安部、司法部手续，赴保定要求押解曲龙。并不清楚个中内情的时任河北司法厅领导许新军、监狱局管理局领导宋国军同意放人，张越对此并不知情。
在河南，曲龙将和郭文贵的纷争及民族证券转让的事情和盘托出。很快，焦作市公安局对闻讯远逃海外的郭文贵立案，并赴盘古大观将传票送至郭文贵律师手中。
张越得知曲龙被押到河南后破口大骂，责成河北省司法厅副厅长兼监狱管理局局长许新军、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宋国军，赶至焦作市公安局押回曲龙。宋国军对焦作市公安局表示，因发现曲龙还有余案，要带回河北审问，但焦作方面要求其出具合法押解文书，拒绝了放人的要求。
其后于2014年9月12日，许新军、宋国军持国家安全部17局函件和张越的手谕，再赴焦作。函件中称，曲龙案件涉及国家安全，需要国家安全部及河北政法委联合办案。加之张越托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给当时河南省某主要领导打电话求情。在该领导的直接过问下，9月13日凌晨，曲龙重新被押至河北。
2014年9月30日，负责谢建升案的专案组组长、焦作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绍政以涉嫌受贿遭到调查。谢建升也因涉嫌行贿王绍政遭到通缉，不得不逃往海外。据称王绍政被查也是因张越联合河南省相关官员“做局”所致。
也就在在这一时期，对周永康的剪裙边进入高潮。李春城、郭永祥、蒋洁敏、王永春等周永康窝案成员相继落马，较为外围的张越尽管也接受了相关调查，但均安然脱身。此后张越开始变得低调起来，但依旧没有放弃对利益的攫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