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近期以来，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成为世界各方关注焦点。美联储上周公布4月FOMC会议纪要后，众多权威学者将加息时间初步锁定在7月。
理由有二，首先7月议息会议时，美联储刻意获取足够多的二季度经济数据，进一步做出明确判断。另外，7月议息会议时英国退欧公投已经过去。如果留欧阵营获胜（在美欧看来是大概率事件），美联储便可有条不紊加息，以降低全球风险性。
即便如此，随着加息后美元走强，新兴市场将再次面临贬值压力，中国或将面临又一轮资本外流，为防止全球金融大幅震荡，全球主要央行联手干预汇率的情形可能再度上演。
从常识来看，货币购买力决定一国汇率走势，当本国货币含金量高，购买力长期保持坚挺，那么对他国货币将呈现升值状态。当本国货币长期超发，货币购买力持续缩水，则引发本国货币汇率贬值。因此，作为央行时刻将通胀率视为调节货币政策的一个关键指标。
而在现实环境下，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来说，一国经济实力变化与宏观经济政策，是决定汇率的基本因素。
当一国货币持续宽松，贸易赤字持续扩大，说明该国经济疲软，导致该国货币持续贬值。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元就呈现贬值特征，美联储持续货币宽松，使市场资本纷纷拆借低息美元，之后涌向他国进行套利保值。中国之所以形成4万亿庞大外储，与此紧密相关。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处于探底阶段，同时也处于艰难的修复期，随着资产泡沫破灭，企业家庭杠杆率大幅降低，配合上页岩革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全要素生产力逐渐提升，使经济基本面得以修复。这推动美联储2012年退出QE，结束了美元长期贬值周期。
这也充分表明，一国汇率走势，除市场供求关系外，更多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社会长期财富创造能力，央行货币政策，充其量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如果运用不当，只会陡增负效果。
庞大廉价劳动力、相对完善的公共设施、政府优惠的配套政策，是中国经济腾飞之本。尤其凭借人口红利优势，加入WTO后，中国获取持续贸易顺差，并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由于央行强制结汇政策，让人民币(专题)长期被动超发。并且，为缓解国际贸易争端，从2005年开始，人民币踏上漫漫升值之途。
结合经验看，当一国货币升值时，虽对出口造成不利影响，但同时有利于进口，如果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民众购买力保持强劲，汇率逐步放开后，该国创造的贸易顺差，完全能够转为庞大购买力，这不仅能够降低出口依赖，缓解贸易争端，而且在强大内需推动下，能有力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然而，在强制结汇政策下，中国长期被动超发的货币，并未转化成社会有效财富，反而为基建扩张和房地产投资创造宽松的货币环境，另外，配合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热钱参与地产投机浪潮之中。资产泡沫高涨，自然促发高通胀，导致货币购买力持续缩水，当外部需求强劲，保持连续贸易顺差时，一切不成问题，倘若这种情况出现逆转，配合上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接近临界点，就会转化成巨大的货币贬值压力。
5月23日，中国官媒新华网发表题为《稳中有进去库存 服务新型城镇化》文章，并提到，中国不能通过加杠杆去库存，不宜搞大力度刺激，必须遏制地方政府炒地，投机资本炒房之风，要通过供给侧改革，给房地产企业转型创新以机会，更多参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中国经济为何去杠杆？因为，在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拖累下，中国经济很难依靠内生模式（储蓄提升、技术进步）驱动，越来越依靠宽松货币“大水漫灌”强生刺激，所产生的负作用是，资产泡沫愈演愈烈、企业债务和社会通胀率居高不下，并且，经济失衡局面难见改观，在美联储加息背景下，将直接转化为汇率贬值压力，并很可能酿成金融风险。
从这一点看，化解产能过剩、解决僵尸企业，维系稳健货币政策，并通过提振内需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成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抑制资本外流的唯一举措。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来说，这无疑是充满痛苦的转型周期，并深深触及政府自身利益，但舍此别无他法。中国经济如果能迈过这一关卡，跻身于世界强国不成问题，人民币也能真正实现国际化，如果不能，很可能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用“勇闯鬼门关”来形容并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