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触发敏感神经 中国民企为何哭泣?(图)

华为触发敏感神经 中国民企为何哭泣?(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近日来,华为撤离深圳东岗区的传闻,被各大陆媒炒得沸沸扬扬。虽然华为官方否认了总部搬迁的传闻,但也有文章爆料称,华为大量的核心部门正在迁离深圳。华为是中国目前屈指可数的招牌企业,华为由于高房价不堪重负“出走”,触动了人们对中国制造前景的忧虑。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说:“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地方。”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华为撤离深圳,多数人表示理解。毕竟,利润是企业生存的源泉,当利润空间逐渐被高房价、高地价、高要素成本吞噬,企业寻求自救之道合情合理。人们忧虑的是,连华为这样的名企目前处境都如此艰难,更何况其他民企?

  中国民企遭遇“滑铁卢”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经历一轮小阳春,但这全系于政府和国企部门投资所驱动,民间投资增速相比去年大幅回落,引起政府高层密切关注。

  据陆媒5月25日报道称,目前已有12个省份公布了1—4月民间投资数据,其中7个省份民间投资增速,较第一季度呈现继续下滑态势。以浙江为例,数据显示,1—4月浙江民间投资增速仅有3.1%,远低于全国5.2%的平均水平。

  这不过是冰山一角,此前就有陆媒对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区(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上海市)上市公司2015年中报业绩做过统计,三省一市上市公司中报利润负增长比例均超过30%,其中安徽最高,为49%,江苏、浙江、上海分别为40%、38%和33%。

  

华为触发敏感神经 中国民企为何哭泣?(图)

  华为撤离深圳的传闻,触动国人对制造业前景的忧虑(图源:Reuters/VCG)

  上 市公司处境尚且艰难,一般中小企业更是举步维艰。业内人士表示,长三角地区是国企和跨国企业较为集中的地方,作为全球生产基地,它的主体部门是跨国企业或 是跟跨国企业进行合资合作的国有企业,目前经营发生困难的,主要是为这些龙头企业配套的中小企业。大企业一发生问题,这些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就会被大大压 缩。

  1998—2008年,中国民企制造业经历了“黄金十年”。数据显示,这十年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资本回报率远远超出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

  不过,归根结底,这系于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廉价环境等因素支撑,辅之外部强劲需求为主导。如果外部市场需求疲软,产业转型升级乏力,缺乏核心竞争力,配合上生产成本上涨,这种依靠“竞次”的比较优势就将不复存在。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例如 美国,由于生产自动化程度提高,以及页岩革命有效降低生产和流通成本,越来越多的制造业正计划或考虑将制造业务迁回本土。同时,随着越南等新兴市场兴起, 低成本优势吸引众多跨国企业投资。如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企业,将生产线迁往越南,中国引以为傲的“世界工厂”正遭遇严重挑战。

  作为中国本土制造业,则面临外内需疲软、外需乏力的双重挤压,并且,高企的房价、物价、劳动力成本,以及各种繁杂的税费,让多数民营制造业苦不堪言。实体经济环境恶化,让众多民企索性参与地产投资浪潮之中,赚快钱、炒房价,让中国实业精神逐渐消失。

  借鉴德国模式之困

  长期以来,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政府和社会各方 关注的话题,各路权威人士纷纷献计献策。的确,依靠创新驱动是中国民营制造业走出谷底的的唯一出路,但这则是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企业——政府——科 研机构等领域通力合作,更重要的是,需要培育企业家的工匠精神,这离不开清晰的产权制度、完善的专利保护机制、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发达健全的金融市场、 合理的政府政策扶持和激励等多种因素的配合。

  德国企业是“工匠精神”的典范。说到德国企业,人们自然联想到西门子、大众、奔驰等公司。实际上,能够支撑起这些大企业竞争力的,是遍布德国乡村的中小型企业,他们大多拥有独特的专利技术,并持续追求精益求精,这被誉为德国工业的“阴影冠军”。

  在德国,65%的中小企业参与研发活动,40%的中小企业有专门的研发部门。隐形冠军公司一开始往往针对“缝隙市场”,一旦在细分市场建立质量优势,就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创新扩大领先优势。

  德国有一家做汽车开关的企业,大众、奔驰、宝马都是它的客户,它引领了汽车开关行业的变革。颇为惊人的是,该公司每年会拿出利润的10%投入到研发中。

  在隐形冠军中,大部分企业因为不和终端消费者产生直接联系,而不为人所知。但是在其客户眼里,却享有至高无上的声誉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它们中的大部分企业就是中间制造商。德国拥有1307家隐形冠军,是数量最多的国家,约为中国的19倍。

  与德国制造相比,中国制造业恐怕还需要经历一段漫长的 追赶过程,这不仅需要重塑中国企业的“价值导向”,更需要政府配套政策(税收、专利保护、标准体系、职业教育、专项资助等)的鼎力扶持,最重要的是,需要 不遗余力挤压资产泡沫,重归稳健货币政策抑制通胀来降低生产成本,否则,很难培育企业的工匠精神,企业创新职能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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