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耶鲁著名哲学家涛慕思·博格（Thomas Pogge）。
耶鲁大学哲学教授涛慕思·博格（Thomas Pogge）是中国读者的老熟人。作为罗尔斯的高徒，博格在全球正义、正义实现等领域卓有建树，其著作《罗尔斯：生平与正义理论》（John Rawls: His Life and Theory of Justice）、《实现罗尔斯》（Realizing Rawls）、《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Kant，Rawls and Global Justice）的中译本都已问世。博格还与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大牌学者同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并时常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本月17日还曾在复旦讲授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不自洽性。
离开中国没几天，博格就惹上了麻烦，他被耶鲁大学毕业生洛佩兹（Fenanda Lopez Aguilar）指控曾对其进行性骚扰，博格也随即在Facebook(专题)上发表六页长文进行回应。性骚扰、大牌教授、学术体制、女权主义……诸多舆论热点被同时引爆，此事迅速发酵为大新闻。
性骚扰并不算什么新鲜话题，此事所以特别挑动人们的神经，也许在于博格道德哲学家的身份。道德哲学家似乎应该特别有道德。一位自称被博格侵犯的女学者也曾认为博格肯定是个大好人，理由是他毕竟是个道德哲学家，一生都奉献给了全球正义事业。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当人们发现道德哲学家不道德时，愤怒也格外强烈。
洛佩兹（Fenanda Lopez Aguilar）今年27岁，毕业于耶鲁大学，曾是博格的学生。
那么，道德哲学家特别有道德吗？或者至少，道德哲学家“应该”特别有道德吗？这一问题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道德哲学。
道德哲学是实践哲学，不是纯静观的知识，因此不能影响实践的道德哲学似乎是没有价值的。换言之，使人变得更加道德似乎是道德哲学这项事业的内在目标。可是，哲学首先是一项反思性的事业，不是说教，不是修身术。随便翻开一本道德哲学著作，我们都可以发现充斥其间的是各种概念分析、观念辩驳，而不是告诫、劝喻。
作为“第一个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并且迫使它对人生和礼俗以及善恶之物进行研究的人”，苏格拉底也许算得上是第一位道德哲学家。在后世眼中，苏格拉底当然是道德圣人，但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苏格拉底只是一个不敬神、败坏青年的人。苏格拉底与对话者经常在街头巷尾就寻常话题攀谈起来。在这种对话中，苏格拉底不断引导对方反思自己所持有的日常信念是否真的可靠。于是，对话者（前反思）的日常信念逐渐变得支离破碎：苏格拉底教诲人们知道自己的无知。可见，苏格拉底不仅没有促使人们去践行当时流行的道德观念，反而让人分不清对错了。也难怪维特根斯坦感叹说：“读苏格拉底对话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多么可怕地浪费时间！这些争辩什么也没证明，什么也没澄清，它们要做什么呢？”
苏格拉底雕像，雅典雕塑家列奥尼达斯?德罗西斯（1834-1882）作，立于雅典科学院。
我们必然要假定自己已经知道什么是道德，才能判断道德哲学是不是能让人变得更为道德。然而哲学恰恰要反思不言自明之物，道德哲学恰恰是要把我们的日常道德信念悬置起来，分析其是否可靠。因此，道德哲学也许是一项危险的事业：它从常识开始，但不止步于常识，往往通过反思使日常信念变得错漏百出、支离破碎，从而破坏稳定的意义框架、世界的可理解性。那么，这样的道德哲学还值得欲求吗？
为了理顺道德哲学与实践的尴尬关系，学者们构造了种种方案。我国伦理学的重要奠基者蔡元培先生他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区分了理论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理论伦理学提供原理，实践伦理学应用原理。这种区分似乎顾全了道德哲学的反思属性与实践功用。然而，除非可以发现道德真理，否则我们并不能理顺理论伦理学与实践伦理学的关系：如果理论伦理学不能发现道德真理，那么实践伦理学应用的只是没有理论伦理学根据的原理。但如果我们相信罗尔斯的判断，那我们也许最好放弃道德真理这个概念，“道德哲学史已经表明道德真理概念是成问题的”。
我们也许应该摆脱“发现原理-应用原理”这样一套颇为理工科的思路。道德哲学只是一种反思、一种自我诠释。通过对道德观念，对善、正义、德性等概念进行分析，我们能更为明晰地理解道德现象，更为系统地把自己的道德信念表述出来，进而可以更有意识地塑造自己。就此而言，道德哲学自然可以影响实践。但这不同于“发现原理-应用原理”这样一种模式，它不再奢望发现终极道德真理，而把反思作为一种永恒的过程：我们一边修船、一边航行，而不是在发现终极真理后再开始生活。反思、犹疑、未来与过去的和解，这些都是生活的内在部分。道德哲学不是站在生活之外为生活提供图纸，它也并不需要转化成实践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它内在地具有价值，它是我们智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道德反思更不同于心灵鸡汤、成功学。心灵鸡汤、成功学从不让人反思常识，而只是使常识层面的某些观念教条化，变得振振有词；不是让人认识到一切都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而是鼓励你相信天下再无可惑、可恶之事，只要每天充满正能量好事就会接踵而至。
耶鲁大学新校区。
除了道德哲学，还有许多智识传统也在处理道德问题。例如小说、戏剧、电视剧等经常在叙事中探讨具体人物的道德困境及其出路，这种处理方式非常不同于道德哲学。道德哲学致力于超越特殊个体遭遇的一般道理，但因此便无法把握现实中人道德处境的复杂性，只能为我们提供普遍性的分析框架。就塑造人们的道德感觉而言，小说、戏剧、电视剧等发挥的作用要远胜过道德哲学。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道德感觉作一番知识考古，那么在观念地层中挖掘到的不大可能是某本道德哲学著作，而往往是曾经读过的小说、看过的电视剧。周保松先生曾说：
一个人年少时，在什么环境下读什么样的书，大抵也就构成他其后生命的底色。这个阅读的起点，每个人不一样，因此难有所谓普遍的阅读途径或人人适用的书单。这种偶然性和差异性，或许也是使得许多读书人具有鲜明个性的重要因由。阅读，尤其是年少时代的阅读，有点像是心灵播种。你种下什么，就长出什么。
作为汉语学界重要的罗尔斯研究者，周保松先生坦诚他是读金庸和琼瑶长大的，这些阅读构成了他生命的底色。金庸、琼瑶塑造了我们对情义的理解，而康德、罗尔斯的著作只是帮助我们把自己原有的道德感觉更为清晰、系统地表达出来：哲学只是精神助产术。
总之，道德感觉是在日常生活、在对他人遭遇的移情中“养”出来的，而不是靠理论分析教出来的。如果我们关心的不是更为明晰地思考道德现象，而是把某些道德观念落实到生活中，那么习俗家风、言传身教这些环节才是着力之处。道德哲学家并不会比普通人更接近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他们只是能够更为明晰、系统地分析道德问题。
因此，博格的性骚扰罪名如果坐实，那么他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道德压力，但他道德哲学家的身份并不该成为他罪加一等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