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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之独立，固然最终成于蒋介石之手，但观其由来，实有久远之历史成因。执着于将历史责任锁定于某一历史人物，未免过于浅薄。本文摘自腾讯网，作者谌旭彬，原题为《外蒙独立，该把主要责任算在蒋介石头上吗？》。
蒋介石在办公室留影（图源：中华民国总统府网站）
外蒙古的独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桩大事件。其责任，一般被算在蒋介石头上。但外蒙独立的具体演进过程，许多人并不清楚；不清楚历史事件的演进过程，而奢谈历史责任，无疑只能是妄谈。
北洋政府：勉力保住法律意义上对外蒙的主权
外蒙独立问题肇始于清末新政，在北洋时代日趋复杂化。最终因苏俄的扶植，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北洋政府仅保有法律意义上的主权。
清末对蒙新政损害蒙古王公贵族利益，激发出外蒙独立问题
外蒙独立问题始自清末。清廷治蒙传统，以羁縻抚绥为方 针，因俗而治。具体手段包括封王联姻笼络蒙古王公贵族；由《大清会典》规定蒙古王公享有内部自治权；且严格禁限汉民移居蒙地。1901年，清廷启动新政， 传统治蒙模式被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解除蒙地封禁，放垦蒙地，移民(专题)实边以及行省制改革。其中放垦蒙地和行省制改革对蒙古王公贵族利益损害最大。国家参 与放垦蒙地，原本全部属于王公贵族们的荒价地租，超过一半被朝廷收入了国库，仅在内蒙地区，至1908年，据不完全统计，清廷已通过放垦蒙地获银670万 两之多；行省制改革则直接挑战了王公贵族们的政治权力，虽然直到清廷灭亡，行省制也没有能够在蒙地完全建立起来，但增设府厅州县等举措，已削夺了不少蒙古 贵族的权力。
大略在1911年前后，不满清廷新政的蒙古王公贵族们 开始串联谋划蒙古独立问题。8月在库伦召开了会盟会议，会议认为“中国人实行新政之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为抗衡清廷，决定向俄国派出求援代表团，请求 俄方派军队进驻库伦。沙俄政府的回复是：“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尚不能实现，但应允诺我国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 稍后武昌枪响，清廷分崩离析，喀尔喀蒙古趁机在库伦宣布独立。
持平而论，清廷的对蒙新政，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其一，朝廷新政转型开支浩大，又要支付庚子赔款，亟需增加收入，这是推行放垦蒙地的主要动机；其二，蒙地在“封禁”政策下落后于时代已经太远，非行省制改 革不足以满足近代国防的需要。但一方面改革严重损害了地方王公贵族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朝廷又过于弱势无力压制反改革力量的反弹，加之沙俄从中煽动作梗，外 蒙独立问题遂由此产生。
库伦方面想要“独立”，沙俄只允许其“自治”
1911年12月28日，喀尔喀蒙古宣布“独立”，改 元“共戴”。沙俄以蒙古保护者自居，以俄方在蒙古有利益为由，向清廷提议由其居间调停中蒙问题，承诺让蒙古放弃独立，改为地方自治，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条 件是中国必须承诺在外蒙不驻军、不殖民、不设行政机构，并允许俄国在外蒙修筑铁路，清廷今后在外蒙有任何措施亦必须先征求俄方意见。1912年1月15 日，清廷拒绝了沙俄的调停要求。2月12日，清帝退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演 说，曾致力于将喀尔喀蒙古的“独立”归入辛亥革命各省独立的范畴，认为“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 西藏，意亦同此。”但该解释未能获得蒙古方面的响应。袁世凯上台后，库伦当局曾希望彼此互相承认，袁世凯答曰：“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 允准之理”，要求库伦方面“刻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库伦方面的回复是：“头可断，独立不可取消”，且有意建立包括内蒙、呼伦贝尔、新疆、青海 蒙古在内的大蒙古国，不断鼓动内蒙王公归附库伦。
库伦方面“独立”所倚仗的力量是沙俄，但沙俄为自身利 益计，并不希望库伦方面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1912年4月26日，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议会发表演说，即明确称为俄国利益计，“在与我国毗邻 之蒙古切勿建立军事强国”，只可支持蒙古建立自治机构，不可支持其“独立”。因民国政府坚拒沙俄干预蒙古问题，1912年8月15日，沙俄内阁会议决定直 接与库伦方面谈判缔约，俄方承诺保护外蒙古自治，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古，不准中国向外蒙古移民；作为报答，俄方要求库伦当局允诺不订立任何违反上述原则 的任何条约，并保证俄国侨民、商人在历次条约中规定的在外蒙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库伦方面尽管万分不愿以“自治”替换“独立”，但迫于形势不得不选择屈服与 沙俄订立《俄蒙协约》。
袁世凯勉强保住了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
俄方制造《俄蒙协约》的目的，是为了把不愿与俄方谈判 蒙古问题的民国政府逼到谈判桌上。果不其然，《俄蒙协约》订立后，中国朝野反应剧烈，抵制俄货，对俄宣战的舆论铺天盖地，民间也成立了很多征蒙团、伐库 队；政府内部武力解决的呼声也很高。1912年11月23日，中俄谈判正式开始。经数十次艰难交涉，1913年5月20日，中俄达成协议草案6条，其中最 要紧的是第一条：“俄国承认蒙古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份，兹将担任此领土关系之延续，不谋间断。又，此领土关系上生出之中国历来所有之种种权利，俄国并担 任尊崇。”俄国所谋求的蒙古自治及《俄蒙协约》所规定的特殊权益，也大部分得到了中方的认可。
持平而论，中方能够使谈判达成这样一种结果，已可算竭 尽全力。当日之形势，库伦军队频频侵袭内蒙、其军械装备得沙俄资助，北洋军与之在热河、察哈尔等地屡次交战，互有胜负，有沙俄阻扰，武力收复已不可能；俄 国又与日本订立有划分蒙古势力范围的密约，与英国也达成了关于蒙藏问题的谅解，国际环境也极端不利于中国。但这种困境，在当日并不能为一般民众及政治党派 所谅解。谈判初期，几个主要党派中，国民党、统一党和共和党均主张稳健，赞成以谈判解决问题，唯力量不足只能自居于清高在野地位的民主党激烈攻击政府断送 蒙古，要求推翻内阁，改组政府，武力征蒙。但至1913年2月，国会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有望组阁，遂一变之前支持当局的态度，转而激烈 抨击现内阁的外交政策，痛骂当局“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当然，其如此这般“翻脸”，目的是为自己上台造势，宋教仁对此毫不掩 饰：“此次国民党大占优势，此为最可喜之现象，将来国会成立，国民党员必能占大多数无疑，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宋教仁在世之日，国民党尚仅仅攻 击当局的外交政策，宋遇刺后，国民党的言论愈趋激烈，不断大唱与国家实力严重不符的高调，谴责当局不能兴师北伐，实乃丧权辱国。此种激烈言论，又颇得一般 民众及舆论的欢心。为扭转舆论，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不得不在其机关报上刊文劝告民众应该明白“今日之财力、兵力无可以开战之势”，不要“欲爱国 而反至于误国，欲保民而适以殃民”，并指责那些唱高调之人动机不纯，“明知其事之不可为，而必发峭激之论，以博一时庸俗人之称誉。”
中方内部因《中俄协约》草案的内容争议不休，直到7月 8日才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俄方却在11日宣布撕毁《中俄协约》。待袁世凯解决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9月份恢复谈判时，俄方提出的新方案已更加苛刻。 10月29日，《中俄声明文件》5款及附件《声明另件》达成，11月1日由袁世凯批准。据《中俄声明文件》，中方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及自治范围，承诺不驻 军、不殖民、不另设行政官员，并接受俄国调处，承认俄蒙《商务专条》；俄方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并在《声明另件》中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但库伦方面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屡次向俄国抗议称“蒙古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中俄两国政府使外蒙古屈从于中国宗主权之‘决定’”，表示决不放弃统一内外蒙 古的建国理想，坚持独立决不加入民国，并为此在国际上积极活动。不过在俄国的卢布和军火面前，库伦方面最终再次选择了屈服。1915年6月7日，《中俄蒙 协约》22条在恰克图达成，《协约》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承认外蒙古系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俄两国承认外蒙官府的自治权，不干涉其内政。中国勉强 保住了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俄国则如愿以偿将外蒙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北洋政客高喊武力收复却无人行动，导致蒙古在苏俄扶植下独立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历任执政者，如段祺瑞、冯国 璋、徐世昌、曹锟等，基本上都主张以武力解决蒙古问题。但这种高调背后，并无解决蒙古问题的诚意。其影响最大者，当属徐世昌。徐出于政治目的，设置西北筹 边公署，以皖系大将徐树铮为筹边使，将其从北京支往外蒙。此前，主持外蒙事务的陈毅正利用蒙古王公贵族和喇嘛之间的矛盾，争取取消外蒙自治。1919年 10月徐树铮率军到外蒙后，认为蒙古已属皖系地盘，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如今俄国发生革命，尚无统一政府，正是以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好时机。徐 树铮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举动，得到了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支持，徐世昌更发表大总统令，称外蒙系“自愿”取消自治，以掩盖武力强迫的事实。此举极大地增加了外 蒙权贵对民国政府的离心力，而徐树铮及皖系忙于国内政治斗争，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巩固对外蒙的统治，其结果可想而知。稍后，外蒙出现由苏俄支持的革 命武装；白俄溃军也在日军支持下，打着恢复蒙古独立的旗号逼近库伦，并获得了失势王公贵族们的支持，1921年2月，中国守军溃败，撤出库伦；3月，白俄 军队成立“外蒙独立政府”。
“外蒙独立政府”的成立，使蒙古问题更加复杂化。中国 与苏俄均不承认该政府，中方认为消灭白俄武装即可取消蒙古独立，此系中国内政，他国不得干预；苏俄则认为白俄武装盘踞外蒙是个祸患，必须尽快清除，且有必 要扶植一个亲苏而非亲日的蒙古政权。缘此，苏俄屡次致函北洋政府，要求出兵外蒙剿灭白匪，且承诺“不受报酬，并不生条约关系，事必完全退出蒙境，不留一 兵”，但北洋政府始终未曾应允。之所以不允，除事关领土主权外，北洋军阀内部争唱高调，以资内斗，更是主要原因。1921年5月，张作霖、曹锟、王占元等 在天津商议对蒙政策，张作霖保荐张勋负责征蒙，曹、王等不置可否；待张作霖改变主意要用他人，曹、王等人反又一致推荐张勋；当天津会议决定征蒙由政府负担 经费，曹、王等人又抢着表示愿意出兵；最后几经妥协，终由张作霖就任蒙疆经略使；张作霖走马上任后，却又只顾着向中央索饷，迟迟不愿出兵。直奉两系为此大 打口水仗，张作霖辩解自己不征蒙是中央不给饷款，直系则指责张作霖拿了巨款不出兵是民族罪人。直到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未向外蒙派出一兵一卒。
军阀们打口水仗的同时，1921年7月，苏俄红军已进 占库伦，稍后又进占唐努乌梁海。由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也随之成立。9月14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 明，不再承认中国的总主权”。10月18日，齐切林给列宁写信说：“‘蒙古革命政府’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它的成立彻底粉碎了日本建立从太平洋到里海的 反革命战线的计划，由于有了友好的蒙古的遮挡，我国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变得十分安全了”。11月5日，苏俄政府与“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签订条约，正式承认 蒙古为完全的独立国家。十月革命后俄国内乱，本是是中国强化、收复外蒙主权的良机，但军阀们忙于内斗，口号喊得天响，却毫无行动，终致坐失良机，反倒让苏 俄扶植外蒙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
苏俄玩两面手法，既承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又扶植外蒙独立
1923年，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交，蒙古 问题成为谈判的一大关键。虽然加拉罕在各种场合不断申明苏俄对外蒙没有占据之心，称“赤军出动外蒙之目的，非在侵占领地，实因驱逐白党之不得已行动”， “设中国能充分保守，不令白党进入外蒙、胁迫赤塔，赤军自无久驻之必要”，但双方最终还是在外蒙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废弃 俄蒙之间的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1924年1月17日，加拉罕甚至就蒙古问题在给中国谈判代 表团团长王正廷的信函中发出了武力威胁：“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政府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政 府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我们以极其艰苦的斗争所获得的自由及安全，绝不容许再遭受任何危害。”
最终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由外交总长顾维钧 与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关于外蒙问题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 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外蒙当局对中苏《大纲协定》的对策，是一方面不承认该 协议，另一方面又继续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苏联方面，齐切林于1924年6月致电外蒙当局领导人，称莫斯科不会让蒙古任人摆布，苏军不会从蒙古撤军。次 年初又发表对外谈话，称“苏联承认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享有广泛的自治权；由此，中国不得干预其内部事务，蒙古并可建立其独立的对外关系。”尤其是 该《大纲协定》并没有宣布废除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的《俄蒙修好条约》，王正廷负责谈判时默许这一点曾让顾维钧非常恼怒，在日记中，顾维钧记载了这样一段轶 事：“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 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土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 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 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 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李大 钊如此表现，当属可信，陈独秀此时也一度“为苏联承认外蒙古归属中国三呼不幸，认为外蒙的民族自治将要为中国黑暗的军阀统治所取代，外蒙人民又要受苦受难 了”。但在顾维钧接手谈判之后，因顾忌苏俄与南方国民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最终还是没能坚持要求苏俄宣布废除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的《俄蒙修好条约》。由 此，在苏联的扶植下，外蒙有自治之名，而有独立之实。
国民政府：蒋介石用外蒙独立换取东北新疆及全国统一
1924年后，外蒙虽然在苏俄的扶植下已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但始终未能得到中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承认。其后，是漫长内战和抗日战争，外蒙问题遂被长期搁置，直到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苏就外蒙问题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交涉。
蒋介石揣测雅尔塔密约可能出卖中国主权，非常警惧
1945年2月8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召开雅尔塔会 议，会议结束后发表雅尔塔会谈公报。但蒋介石并不相信公报上的内容，认为三国首脑必有密约，他在日记中写到：“其果与英、苏以牺牲我乎？”认为该密约很可 能有牺牲中国利益的条款。2月11日，雅尔塔会议结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 论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总统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说“不必焦灼也”，其实恰恰说明蒋此时因无法得知雅尔塔密约 内容，而非常焦灼。
2月21日，莫斯科大使傅秉常打来电报，证实美、英、 苏三国确实签有密约。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复按史对罗谈话大意，我政府须先容纳中共加入政府（即其所谓 统一也），然后方易使中、俄合作之实现，是其用意可知矣，难怪共匪近更猖撅，有恃而无恐也。”蒋介石揣测苏联在密约中可能会索求东北利益特殊化和大连、旅 顺军港的占有，以及对中共的扶植，但似乎没有意识到可能会涉及外蒙问题。
3月15日，蒋介石从驻美大使魏道明发来的电报中获知 有关罗斯福与斯大林关于远东地区谈话概要。蒋介石惊疑不定：“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己，‘雅尔塔’果己卖华乎？”4月5日，在尚未获知雅尔塔密约真实内 容的情况下，蒋介石拟定了几条中国应对雅尔塔密约问题的基本原则：（1）租借地名称，为我中华民族所认为最大之羞辱与污点，今后决不愿此名词再见于中华民 国之历史。（2）收回租借地为国民革命之最大目的，如旅顺再被俄国租借，则我五十年革命与此次决战之无上牺牲，皆成为泡影，决难忍辱。（3）如我政府承认 租借，则不仅造成中、俄两国世代仇恨，而且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基因；如美国赞成或提议此案，则罗斯福在历史上永不能逃避其责任也。蒋介石还表示：“关于 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强权独占，而决不能以租借地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苟被其武力占领而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 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断不可稍予以法律上之根据……勿为外物胁诱，签定丧权辱国卖身契约， 以贻害于民族，而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也。”
4月24日、29日，蒋介石两次听取返回重庆述职的美 国大使赫尔利关于雅尔塔密约内容的报告。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史达林要求旅顺与南满、中东各铁路恢复其日俄战争以前之特权，而并未有魏大使前所报告之 中、美、苏三国共同管理之议也。”他推测：“数月来之疑点，至此方得明了，但其全部内容，犹未坦白相示也。”5月1日，蒋介石日记写道：“今后中国外交政 策，惟求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5月24日又写道：“我国亦不能放弃革命之原则，即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必须确保之宗旨也。”可见其对雅尔塔密约损害中国 主权的警惧。
苏联的四项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认为“己足置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
蒋介石的警惧很快获得了证实。6月12日，苏联彼得罗 夫大使会见蒋介石，提出《缔结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先决条件》五项：（1）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2）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 优势权利。（3）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在东三省主权完整条件下，组织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4）关于蒙古人民 共和国问题，应保持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5）库页岛南部，及其接壤诸岛以及千岛群岛，应归苏联。虽然彼得罗以上述五项条件系丘吉尔、罗 斯福商定为由，希望压伏蒋介石同意，但仍被蒋以“此五项条件使中国变成不平等国家”的理由加以拒绝。
6月15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正式将 《在雅尔塔会议中之秘密协议书》交给蒋介石。斯大林在“秘密协议”中提出四项要求，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其具体内容如下：“（1）外蒙现状即‘蒙 古人民共和国’应予维持。（2）俄国旧有权利于1904年因日本之狡诈袭击而被破坏者应予恢复（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岛屿应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应国际化，苏 联在该港之优越利益应予保障，苏联租借旅顺口为海军港之权利应予恢复；中东铁路以及通至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合办公司共同经营，苏联之优越利益应予 保障）。同时中国应保有满洲之完全主权。（3）千岛群岛应交给苏联。（4）苏联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俾获以武力协助中国而达到中国自 日本势力下解放之目的。
针对斯大林的上述要求，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悲愤不知所止，甚恐此备忘录尚非其雅尔塔卖华之全文，然仅此者亦己足置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而且美国本身今后百年内对东亚亦无安定和平之日。”
斯大林谈判中异常强横，“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6月27日，以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团长的谈判代表团奉命 前往莫斯科，目的是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前一天，6月26日，蒋介石提出对苏交涉要点九项，作为代表团对苏交涉的基本方针。其中关于外蒙问题，蒋介石 指示：“外蒙地方中国愿准其为自治领，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同日，蒋介石召见彼得罗夫，表示“现在对外蒙问题最好不提”。
7月2日，宋子文自莫斯科电陈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形。电 报称：“本日谈话中，对东三省比较满意，外蒙问题则成僵局。”斯大林称外蒙人民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统治而希望独立，故希望中国承认外蒙现状。宋子文反驳称苏 联曾屡次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斯大林答说没错，转而强调苏联现因国防关系，不得不在外蒙驻兵。宋子文告诉斯大林：中国政府目前不向苏联提商外蒙问题，盼斯 也不提此难题。斯大林强硬回复道：“如此吾人不能有任何协定”。宋子文表示：中国政府若承认外蒙之独立，将损失中国人民对政府之信任，而且可能影响西藏问 题。斯大林则说可订一秘密条约，等日本战败后再公布。总而言之，斯大林坚决要求中国承认外蒙之独立，毫不让步。宋子文最后只好以须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做决 定，以拖延谈判。
关于斯大林的强横与傲慢，随同宋子文同赴苏联谈判的蒋 经国有切身感受。蒋经国后来如此回忆：“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 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 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 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 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 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 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 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 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专题)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 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 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 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 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 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我又对他 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 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 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 ‘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
蒋介石无奈，只能允诺蒙古独立以换取“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
7月6日，蒋介石电报指示宋子文处理外蒙问题的基本原 则：“外蒙独立问题，关系于我国前途之成败，实等于我东三省无异。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 立或可考虑，以扶助各民族真正独立，乃为我国立国主义之精神也。但国内统一尚未巩固之今日，则无法使之实现耳。”在有关该指示的备忘录中，蒋介石写道： “史达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之要求，否则有协定无从成立之表示……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己 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 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次日，蒋介石又电示宋子文，训示谈判的底线：“此次我国之所以允外蒙战后独立者，实为作最大之牺牲，亦表示对苏作最大之诚意……我 之要求之主要目的：一、为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得有具体之结果，否则应 作断然中止谈判之准备。”之后的谈判中，关于外蒙问题，基本上就以蒋介石的这一指示为准进行了。宋子文虽曾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向杜鲁门诉说中国“为满足斯大 林的要求，已超出雅尔塔协定范围”，请求杜鲁门劝说斯大林改变要求外蒙独立的立场，但杜鲁门为促成苏联尽快对日宣战，对宋子文的呼吁并未响应。1945年 8月14日，国民政府做出妥协。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 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关于雅尔塔密约，长期以来，一直流传有一种说法，称蒋 介石之所以接受密约，是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换言之，该说法认为蒋介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为了政党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卖国家主权。 但通观整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过程，蒋介石最关心的问题，实乃“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以及旅顺、大连、中东铁路的主权问题。蒋介石曾就外 蒙问题遍询王世杰等左右的的意见，这些意见里也没有中共因素在内，王世杰后来记述道：“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 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尔后蒋先生约孙、哲生、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辞修诸先生商议，最后决定主张外蒙独立事可 让步。”此可见蒋及其身边幕僚，在考量外蒙问题时，确非以党派利益为出发点。
结语
外蒙之独立，固然最终成于蒋介石之手，但观其由来，实有久远之历史成因。执着于将历史责任锁定于某一历史人物，未免过于浅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