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黑色纪念” 生于学生死于学生(图)

六四的“黑色纪念” 生于学生死于学生(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六四”27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整个华人地 区目前唯有香港(专题)27年来一直坚持对于六四的纪念。但是这种纪念,在今天看来也如同将灭之烛,被香港本土讨论所逐渐取代。香港人的专注点有所转移,现更关注 本土议题,对六四事件等历史问题则不如以往。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人抱着“六四事件是中国的事,我作为香港人,没有必要把另一国家的历史传承下去,更加没有 义务去为他国建构更民主的社会”的心态来看待六四。

  27年之后,突然之间,对六四的怀念如同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今天仅有的纪念,已经被香港“本土”年轻人所抛弃,“死于”了另一场学生运动。

  年轻世代如此说

  据报道,今年支联会将继续举办游行及烛光集会。在学联 退出支联会的情况下,集会不再有学生代表发表宣言,但仍会安排年轻人点燃火炬以示薪火相传。学联也将首次缺席维多利亚公园(维园)烛光集会。面对本土思潮 兴起,支联会强调,20多年来坚持平反六四,与香港本土意识并无矛盾。

  

六四的“黑色纪念” 生于学生死于学生(图)

  香港六四纪念馆

  这种“妥协”的安排是支联会的无奈之举。今天香港社会对于六四纪念的淡漠,只是近两年本土情绪膨胀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六四事件26周年,学联就已经首次缺席支联会的六四烛光晚会,“另起炉灶”,自行在港大校园内举办六四悼念活动。

  如果说2015年香港对于六四纪念的关键词是“分离”——几个组织,那么2016年就是“拒绝”,香港本土年轻人正式拒绝对于六四的纪念。

  正如有学生所言,“我会否采取行动去悼念六四?例如参 与支联会的维园晚会。我的答案是不会,因为我清楚自己的身份。我知道自己是一个香港人,不是中国人。即使支联会和传统泛民每年都向我们年轻一代灌输传承历 史、建设民主中国的信息,但我都不觉这一切与我有关系。六四事件是中国的事,我作为香港人,没有必要把另一国家的历史传承下去,更加没有义务去为他国建构 更民主的社会。”

  学生运动的波澜起伏

  中国的学生运动是伴随着近现代史而不断推进的。 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学生运动和国家民主的探索一直未曾停过。在中共建政之后,学生运动更是频繁,上世纪80年代之前,红卫兵运动更是席卷全国。如果 以意识形态划分,这时的学生运动还是“左的”,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作为精神引领的。

  在进入80年代之后,中国在陆续发生几场小规模的学生 运动之后,1989年的六四达到了一个顶峰。期间过程不赘述,六四之后,中共在全国禁止对于这场运动的讨论,使得今天很多大陆年轻人对于六四没有基本的认 识。但是唯独在香港,对于六四的纪念活动却一直继承下来。甚至可以说,六四时期,是香港人“国家意识”最为浓厚的一段时期。

  

六四的“黑色纪念” 生于学生死于学生(图)

  香港纪念六四27周年 (图源:Reuters/VCG)

  即使在2011年,长期带领香港人支持并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民主派领袖司徒华病逝,随后举行的悼念活动上,很多参与的年轻人都是在六四事件后才出生的,显示此时年轻一代仍然愿意关心内地的民主民生发展。

  但是这种情况在2012年之后发生了改变,香港本土意识快速“生长”,以年轻世代为主体的“本土派”势力不断壮大。最终导致今年的六四纪念日,很多香港年轻人有了前文所说的心态,将六四视为“中国”的事情,不愿再对“六四”进行悼念。

  六四一代与本土一代差在哪里?

  与部分泛民主派主张争取香港民主的同时必须认同大中华主义及关注中国的民主及人权状况不同,本土派认为香港没有责任及义务推动中国民主。尤其这种观念在学生中间普遍存在的时候,直接的结果就是六四彻彻底底成了一道“冷饭”,问津的人越来越少。

  在这个话题上,或许能够引起几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第一,所有社会群体在政治表达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 一个社会群体优于其他群体,可以凌驾于法律与民主原则之上。学生这个群体并不天然占有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更不天然有颁发民主勋章的权力。所以无论是六四 时的学生,还是今天香港年轻人,都不能简单定义他们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

  第二,没有什么运动能够一直受到“纪念”。六四也是这样,今天六四在香港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舆论不必过分“惊诧”。

  

六四的“黑色纪念” 生于学生死于学生(图)

  六四历史照片 (图源:Reuters/VCG)

  第三,今天香港年轻一代,与当年六四一代相比,都具有学生运动的很多特征。但是二者最大的不同,当年参与六四的学生是真的将自己放到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他们的诉求在于要求“对抗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等”。

  反观今天香港的本土派,其政治思想则是“全面抗共,从文化及社会等各层面抗衡中国”。与六四时年轻人认为自己要承担起历史使命的目标不一样,香港很多年轻人是要拒绝这种“历史使命”,将视野约束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其中的差别高下立判。

  第四,在当下六四怀念气氛如此“冷清”的情况下,我们究竟还有无必要谈六四?

  答案是肯定的,六四仍然有需要继续讨论和纪念的价值。而且也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共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对于六四,以习近平(专题)为代表的中共也应该有信心去重新面对。

  任何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都要坦诚直面历史。必须展现出 超越前任的远见与魄力,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尤其对重大历史事件,如“反右”、“文革(专题)”、“六四”等历史遗留问题,体现 出不受历史制约的反思精神。而从习近平这两年反腐、整风等种种行为上来看,他是有这种魄力和坦诚的,这就为解决“六四”提供了使人遐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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