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文革”开始50周年刚过，“六四”27周年 又至。四川男子因制作“铭记八酒（谐音九）六四”的图片被警方逮捕，网传大陆学者聚会被阻挠警告，“天安门母亲”丁子霖通讯受限，经常在“六四”话题上发 言的著名异见人士高瑜和鲍彤“被旅游”，当年民运领袖王丹、吾尔开希在网络中发声。
“六四”与文革、大跃进、反右，都是中共的历史旧债， 也是中共的禁忌和魔障。不论是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受害者，还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都持续受其所累。尽管如此，中共对自身的改进和国家的发展，其实是解决 定些历史问题的根本途径，虽然这体现为一种曲线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共也可“少说多做”，做出一些补救或向前走的行动。
这些都是往年这个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事情。然而，一个可以明显感觉到的不同点是，外界对“六四”的关注度，对中共指责或呼吁的声调，延续了近几年来的下降趋势。例如，支联会5月29日举办“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参与人数仅有约1,500人，创8年来的新低。
香港纪念六四27周年 (图源：Reuters/VCG)
一些分析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比如中共在十八大后三年里完成了对内地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外界人们的关注被其他的事情干扰或被时间冲淡，中国自身的建设成果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中共当时对民运的处理手法也得到部分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几年里，偶尔会有关于“六四”的 细节流出，释放出耐人寻味的信号。2016年2月号的《炎黄春秋》刊登了一篇回忆赵紫阳的长文。2014年2月，与六四有紧密联系的纪录片《河殇》的主题 曲被搬上春晚。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之前，在十八大新闻中心出现了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位前中共领导人在位时出席党代会的历史照片。
2014年“六四”前一天的6月3日，媒体收到一份孔庆东接受采访谈论六四的时长37分钟的视频。孔庆东在视频里说，“确实有非常令人遗憾的流血事件，并没有‘血流成河’，但，死一个人也是遗憾的，不应该的”。
一位评论人士分析，不排除其中一些做法是中共高层有意操作的可能，也有可能是源自内部的一种偶然状况。即使是一种偶然，也说明中国朝野在“六四”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而中共对此则有新的意向。
“六四事件”中，许多民众伤亡。他们中既有参加运动的人，也有不相干的人。具体数字至今不能确定。那些死去的人们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始终不明不白。已经失去亲人的家属们在慢慢老去，却仍然持续受到压制管控。中共的责任无法撇清，而且时间愈久，罪过越重。
中共也有自己的苦衷与考量。虽然官倒与腐败、价格闯关失当、贫富分化等乱象是运动发生的土壤，当局应对失策，中共对此责无旁贷，但当矛头指向中共执政之时，却也有导致国内政局陷入动乱之忧。而且，民运人士自身的一些问题也对运动的激化失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六四事件旧照 (图源：Reuters/VCG)
“六四”事件27年间，中共一直因此受到道德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冲击，因此对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与此同时，“六四”也是一个历史教训，令其对一些问题有更清醒的认识，以之为戒，并且有可能将“负资产”转化为“正资产”。
一般认为，中共重新认识、评价，甚至是平反“六四”，也将有助于中共自身合法性的巩固，朝野的和解。这应该是中国的一个长期目标，而且其所要求的政治社会环境也在日益生成。
然而在此之前，贸然行动则可能导致失控的连锁反应和意 外情况，而且也未必能够实现真正的和解。比如，“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40年，并且对其定性的历史决议也已制定35年后，文革仍然是中共不得不强压管控的 “潘多拉魔盒”。主客观的条件、环境的重要性由此凸显。这是中共需要努力加强的一个方向，是解决“六四”魔障的曲线路径。
像“六四”一样的历史包袱不只有文革，还有反右、大跃进等等，这些都应在中共的国家议程中。“六四”只是因为距今最近，“文革”则是因社会环境的类似，而被置于最前。
尽管如此，中共也可以“少说多做”，用一些必要和具体的行动做出已经迟到的补救。比如，为“天安门母亲”提供更多一些生活方面的帮助，用柔性而不是粗暴的方式请求受害者们的谅解，减少对他们正常生活的过多限制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