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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胡德夫。
他问苏阳，什么是拉拉缨，苏阳回答，是银川地上的野花。胡德夫说，哦，原来是大地的衣服。这个比喻让苏阳心中一动，觉得他概括得特别好，是个诗人。
文 | 新京报记者罗婷 实习生张帆
胡德夫最近一次演出是在5月28日的北京五棵松汇源空间。
他穿黑色麻衫，胸前别一朵绸制大花。没有一句废话，上来就开唱。整场演出像一场集体梦游，唱到《美丽岛》，台下年轻人轻声合唱。
在胡德夫身上，有一长串标签：“台湾(专题)民谣之父”、“原住民运动先驱”、“吟游诗人”……
他早已不在乎这些定义，他66岁，须发皆白。
复出10年，胡德夫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平和、淡泊的歌手形象。他像掌门人、族长，带着族人，四处歌唱土地的散漫和野性。
他不止一次在采访中表达，时不我待，传承这些歌谣，是最让他开心的事之一。“再不唱，就来不及了。”
“X，你连胡德夫都不知道”
5月28日演出当天，台下坐着胡德夫的很多老朋友。
主持人白岩松、民歌手苏阳，跟他有十年的交情了；风头正劲的民谣歌手马頔，是他刚认的干儿子。
他们都准备了礼物：白岩松带来自己的新书，歌手苏阳则“咬咬牙”，送了茅台。
白岩松是胡德夫多年的粉丝。柴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他们一起喝酒，看台湾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胡德夫一架钢琴，唱《匆匆》，“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白岩松泪光闪闪。
胡德夫看到了这段话，心中感动，这次演出唱到《最最遥远的路》时，特别提到，这是送给白岩松的。
苏阳对剥洋葱说，他和胡德夫相识于2006年。当时，胡德夫第一次在大陆演出，在三里屯的老愚公移山酒吧。
苏阳去暖场，这个刚从银川来的民歌手问，胡德夫是谁？公司的人嘲笑他，操，你连胡德夫都不知道。
在台湾，林怀民说胡德夫的声音是最动人的呼唤；导演蔡明亮曾形容，他的歌声诚实有魂魄，“召唤我们失去的山林河川，遗忘的海与天空，都回来了”。
更让苏阳觉得“牛逼”的是，那天，在那个狭小的场地里，中国民谣界所有的大佬几乎都来了，崔健就坐在第一排。
暖场时，胡德夫听到苏阳唱，“你就是这世上的奇女子，我就是这地上的拉拉缨”，听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他问苏阳，什么是拉拉缨，苏阳回答，是银川地上的野花。胡德夫说，哦，原来是大地的衣服。
这个比喻让苏阳心中一动，他对剥洋葱说，琢磨了半天，觉得他概括得特别好，是个诗人。
“它那样纯净，我不在乎被贴标签”
5月29日，与剥洋葱见面时，胡德夫伸出大手，用力一握。谈话中，他死死捏着香烟，直到烧到过滤嘴才掐灭，谈话举止笨拙又憨厚。
但实际上，了解胡德夫的人知道，他骨子里有一股拗劲儿。
2006年，胡德夫第一次来大陆演出，很多人劝他不要唱《美丽岛》。在台下，大家都跟他说，胡老师，你千万别……
胡德夫拒绝了朋友、演出方的劝告。“我唱这个歌，是对大地、人民的赞叹，一个年轻学子写的歌，写完他就走了。它就是那样纯净的一个东西，我不在乎被贴什么标签。”
《美丽岛》诞生于1977年，被公认是台湾70年代民歌的发轫之作，曲作者李双泽。
完成这首歌不久，李双泽因救人溺水去世。胡德夫整理好友遗稿时发现《美丽岛》，录成卡带，它便由此问世。由于好听好唱又动人，很快被传唱起来。
在胡德夫看来，这首歌与政治无关，只是李双泽跟他老师汇聚心力整理的、歌颂土地的一首歌。
“违背了这个东西，我是不可能去唱这首歌的。”胡德夫一再强调。
演唱者胡德夫的命运，与这首歌的命运交缠，也曾经历峰顶峰谷。
像这首歌一样，80年代之后，胡德夫也消失于舞台，直到2005年复出，发行人生中第一张专辑《匆匆》，在台北红楼重唱《美丽岛》。
5月29日，胡德夫向剥洋葱回忆起复出的场景，说到动情处，还是会声音哽咽。
那一天，胡德夫年轻时在台大、在社会运动中结交的朋友坐在台下，如今，他们都是各个党派领袖。
唱到高潮时，他看到这些昔日朋友、今日阵营领袖们泪眼相望，自己也落了泪，“我的心像复燃的一把火”。
复出十年，他活得率性、自在。
去年在台北，胡德夫的口琴搭档彭家熙去一个小餐厅看地下乐队的演出。远远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骑着摩托，载着一个人高马大的老外，各戴一顶安全帽，停在他面前，定睛一看，是胡德夫。
彭家熙又担心又好笑，老师，你帮个忙好不好？你都几岁了，还骑摩托。
地下乐队唱了半小时，胡德夫被勾得心痒痒，跑上台打开钢琴就开始弹。
知识分子的底色
如今，胡德夫在台东开了一家面馆，名叫喜来东，欢迎大家来台东的意思。
演出之外，他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平和、淡泊的歌手形象。他像掌门人、族长，带着陈永龙、林旺财等原住民歌手，带着土地的散漫和野性，四处歌唱从土里长出来的歌谣。
但他51岁的搭档、吹口琴的彭家熙对剥洋葱说，还是能从他身上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底色。在当年冲撞威权、追求自由的民主化运动中的理想主义薪火，延续至今。
前几年，台东某县选县长，胡德夫看中一个检察官出身的候选人，正直、廉洁。困难在于，当地并不支持他所在的组织，“才十几万票的地方，票数会相差七、八万票。”胡德夫解释。
他的每场演出都请这个候选人上台，让他阐释施政的想法。
马英九的妻子周美青是胡德夫的好友，听说此事后评论道，哎呀，这才是胡德夫嘛。
最终，这位候选人没有当选，但票数只差了2000票。他为自己改变了一些东西而骄傲，“以前不可能有这种事。”
这些瞬间，还是会让他想起年轻时一身正气、冲冠一怒的自己。
上世纪80年代，胡德夫放弃歌唱，关注、推动台湾民主进步。
“台湾民谣之父”之外，媒体爱给胡德夫贴的另一个标签是“原住民运动先驱”。
在大陆的数次演讲中，他会提起另一首歌《少年中国》，歌词写道，少年的中国不要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
他和剥洋葱说，自己仍有“乡愁”，乡愁有关家国、社会、历史与大时代。
这似乎是那一代人的精神底色——70年代上大学时，台大外文系学生胡德夫会和同学们谈“大理想”，那批学生里，也包括刚刚卸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他们都老了，但再聚会时谈的还是“大理想”。
何为大理想？胡德夫说，是更大的关怀，是平等、大同的乌托邦。
最后的民歌手
胡德夫说，5月28日的演出，唱到《匆匆》时，心底泛起一些难以形容的情绪。
这种情绪是这几年才有的。去年台湾民歌运动40年，他在台北参加“民歌四十”演唱会，唱到“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人生本有尽，宇宙永无穷”，心中猛然一紧，暗暗叹了一句，“真的是这样”。
2005年的民歌三十年演唱会，老友齐聚；而去年的民歌四十年，歌手在凋零，老友都离世了。
1975年开启民歌运动的三位倡导者，李双泽去世已三十余年，杨弦已移居美国二十载，仅存胡德夫还活跃在舞台上。
同样参加演唱会的《龙的传人》原唱李建复发出感慨，民歌四十年，许是绝唱了。
最让胡德夫难过的细节来自老友韩正皓。
韩正皓快70岁了，身体已经很糟糕，上台都艰难，在台上颤颤巍巍唱了一段，下楼梯时“砰”摔了一跤，胡德夫连忙跑过去，把他抱起来，不住感叹，哎呀，我们都老了。
另一件让他心痛的事，是民歌在台湾的式微。在民歌四十演唱会的台上往下望，一片白发苍苍。歌者老了，听众也老了。
他常爱开的一个玩笑是：民歌只有三十周年、四十周年才活过来，平常的台湾，已经没有民歌了。
这两年，比起在大陆一个月两、三场的演出，胡德夫在台湾的表演已经很少，商演则几乎没有。他的听众是学校的小学生，他免费教他们原住民歌谣、古调。
他不止一次在采访中表达，时不我待，去传承这些歌谣，是最让他开心的事之一。再不唱，就来不及了。
这路上总有知己。《康熙来了》至今最不搞笑的一期就是胡德夫当嘉宾的那集。
“我惟一一次自己想做的就是原住民歌手胡德夫。我不要他好笑，我就是让他把歌都唱了一遍，我用特权做了不适合‘康熙’的事情。”主持人蔡康永说过，节目播出后，收视率果然是有史以来最差，但他并不后悔，“再不做就真的迟了。”
怀念总是伴随着衰老。在如今的各个场合里，他最常说起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那是胡德夫口中，美好事物最多的年代，一个“golden age”。
“台湾的经济快要起飞了，台湾的灯光从白色的日光灯，慢慢变成黄色的温暖的光，台北市慢慢有一些霓虹灯”。
在绵延漫长、起伏不定的那十年，民歌是整个社会的传声筒，成人的真实世界和年轻人的狂傲梦想一块写进歌曲，每首歌都是一块社会的切片。
他和剥洋葱描述三十几年前：灯光昏暗的哥伦比亚咖啡厅里，唱盘放着鲍勃迪伦，自己在那里驻唱，洪小乔在整理歌谱，张艾嘉逃学过来听歌，胡茵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李双泽边喝酒边等待下班。
那个年代，人人学吉他，弹到指尖流血长茧；那是一群弹着吉他，梦一样年轻的、相信音乐可以改变一切的男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