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2016年5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集体离京分赴各地考察调研，只有王岐山(专题)未见公开报道。近日官媒披露，王岐山于“日前”到辽宁省召开座谈会，其具体日期或许也在那几天之中。
事实上，自王岐山在6月3日时隔40多天终现于媒体新闻报道，与其他常委一同参观中国“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之后，中纪委(专题)官网、新华社、新闻联播等官媒，特别是市场化媒体和网络中有关的报道分析即呈喷涌之势。而王岐山在近期的现身，也确实释放出非常多的重要信息。
难得一见 媒体舆论追捧王岐山
除了与习近平(专题)等政治局常委一起参加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等集体活动外，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部委负责同志座谈会，并到辽宁省召开了座谈会。这两次座谈会的议题是就制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征求意见。
有媒体分析，这是自2015年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来，中共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重要部署。
有媒体认为，王岐山近期出现释放了三个信号：一是失责必问将成常态；二是基层反腐将进一步加强；三是反腐将继续，没有终点。
特立独行的王岐山在体制外也享有巨大声誉(图源：AFP/VCG）
也有媒体通过盘点王岐山之前往往在“神隐”之际拿下多个“老虎”的事迹，认为中纪委将在反腐打“虎”工作中再有新动作。
还有媒体趁着这阵热风，结合当下刚闭幕的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回顾了王岐山在担任中纪委书记之前，曾在这一对话仪式上发表过的得到普遍认可欢迎的演讲。
点题“为官不为” 中纪委鞭策官僚集团
其实除了这些之外，诸多迹象中还暗示着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动向。简单来说，2015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分别是关于“哪些不得做”和“做了之后怎么办”。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则是关于“应该做什么”，或许还有“没有做会怎么办”的内容。
结合当下政治形势来看，“问责条例”的制定，应该是针对近年来的制度性顽疾“政令不出中南海(专题)”和“为官不为”现象。因此也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事业，以及破解当下经济发展乏力困境的精准助力。
王岐山在座谈会上就明确表示，“对党忠诚最终要体现到担当上”，“制定条例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认识、释放失责必问强烈信号的过程”，“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直指压力传导不下去这个突出问题”。
王岐山还在座谈会上说，“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执行制度关键在人”。可见，王岐山所强调的“担当”不仅具有负责、执行的含意，也应有主动和有所作为的含意。
而对作为监督机构的中纪委来说，“问责”功能的赋予，将进一步凸显其在中国政治构架中的地位和权力。在外界观感中，中纪委自中共十八大后的实际影响力就在迅速增加，但当时主要体现为向着理论设计的回归，而当下“问责”权力对其而言则较具突破性。
比如，“为官不为”对改革发展事业具有较大杀伤力，但因并无明确的纪律要求而难以处理。但在“问责”条例出台后，这一状态或将成为“违纪”问题，可被问责。而且，并不是只有在出现如严重且显见的“矿难”、“污染”、“疾病”等问题之后才可问责，而是纪检机构可以依据“问责条例”进行即时、长期的调查性监督问责。
在制度比较完善发达的西方国家，对明显违法行为的“问责”可由议会、司法机构进行干涉，对于执政得失的问责主要体现在几年一次的党争选举、媒体的非制度性揭批，以及民间舆论，但对已当选的在职者却没有强制性的“问责”机制。如果在任内“为官不为”、无功亦无过，将很难经由合法程序被及时调职或下台。
在中国，内外层面的监督在实际运作中均非常缺失，外部“问责”往往会遭到内部的强烈抵制，自上而下的“问责”虽然存在却也不大常见。所以，中纪委此番制定“问责条例”对中共来说是一次重大变化。而且与“能上能下”的新规相配合，将从制度层面激活和鞭策官僚集体，形成强大威慑。
“老王”“小王”携手推反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接受了中纪委官网的采访。虽然在此之前，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福建省委书记尤权、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等也都受此待遇，但王儒林似受到最多的聚焦。这与他到任后对山西官场进行雷厉风行的反腐整顿，取得突出成效，以及外界对山西塌方式腐败及其后续发展的关注不无关系。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坦率直爽的王岐山参加吉林省代表团审议时，曾批评时任该省省委书记王儒林开会念稿。如今王儒林能够作为反腐“标兵”做客中纪委官网，或是意味着已获“老王”高度认可与支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共此前曾大力推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