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鸡腿妈妈”获捐 同病房母亲:求求报道我们吧

“偷鸡腿妈妈”获捐 同病房母亲:求求报道我们吧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偷鸡腿妈妈”获捐 同病房母亲:求求报道我们吧

  

偷鸡腿妈妈

  看到记者来采访,南京军区总医院内科楼52病区14床(加)病房外瞬间围拢不少人。不一会儿,刘燕(化名)穿过人群,走进病房后,又把门关上了。一位病友低声说:“前两天,比这些人还多。”

  刘燕不会想到,在超市偷了一只鸡腿和一本三字经——这个令她“难堪”的行为,竟意外改变了她的命运。

  就在记者采访3天前的6月1日,一则“最心酸儿童节礼物——母亲偷鸡腿给生病的女儿”的新闻,让36岁的山东人刘燕成为焦点人物。报道刊发两小时内,来自各地的爱心捐款超过30万元,一天后,刘燕患有肾病综合征的女儿大丽(化名)住进了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全面治疗。

  很快,舆论出现反转:有媒体暗访超市销售员,试图揭秘刘燕是“惯犯”;也有媒体披露大丽并非刘燕亲生。

  但几天来,爱心人士的关注热度丝毫不减:很多人打电话给刘燕,希望直接捐款给她本人;不少人跑到医院来看望她们母女,并带来了礼物和救助金;还有人打电话给救助刘燕的民警潘顺群,希望转达和刘燕结婚的愿望。

  另一边,正在江苏盱眙县某村废品回收站收废品的刘霞(化名)一家,却为妹妹突然的“出名”而苦恼。“就算再难也不能去偷。”刘霞说。这些天,接二连三有记者过来,刘燕的姐夫有些不高兴,“已经影响到家里的孩子了,我们去学校接小孩,也被人指指点点的。”

  “偷鸡腿妈妈”:我不想再说了

  刘燕穿着前几天新闻照片上的那件红色格子衬衫,扎着马尾。她看起来很忙,一会儿去医生办公室,一会儿又去药店拿药,女儿大丽住在内科52病区14床(加)病房。因为怕孩子被细菌感染,房门给关了起来,记者们都很耐心地在一旁等待。

  8岁的大丽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姐姐。她的身高看起来只有普通5岁左右儿童高,脸颊和四肢都异常肿大。刘燕对澎湃新闻介绍说,大丽姐妹一岁半时被发现患有肾病综合征,无法正常排尿,许多食物也要忌口,每天要吃十几种药。

  过去三年,刘燕经常带着女儿来南京看病,有时隔一个月就要来一次。因为住院太贵,她就带着女儿在南京军区总医院附近的地方租房住。2014年初,与丈夫离异后,刘燕在江苏帮姐姐家的废品收购站分拣垃圾,“一天大概能赚三四十”,而孩子一个月的医药费就需要3000多元。

  南京军区总医院儿科主任夏正坤介绍说,大丽这次发病是由于呼吸道感染引起的,诊断为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不排除孩子病情发展成尿毒症的可能。

  夏正坤说,像大丽这样的情况,发病期一年花费3万-5万元, 恢复期需要2万元左右。

  据山东媒体报道,从2014年初离婚开始,刘燕母女三人享受低保,当地乡政府为两个孩子申请到困境儿童补助,母女三人每月的补贴总共为750元。刘燕已经加入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在40%左右,但她的医保关系在山东,需要在江苏、山东两地往返办理医保手续。

  此前,刘燕租在医院附近一间2平米左右的小屋,除了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只能留下一个人行走的空间。这个小屋一天租金30元。过去一周为了方便女儿看病,她问亲戚借了3000多元在这住着,一周花下来只剩下三四百元。

  而现在,她窘迫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

  大丽住进医院的当天下午,南京军区总医院儿科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她的病情和治疗方案、治疗费用情况。

  由新浪江苏和现代快报 (微博)发起微公益、天使妈妈基金会认领的“最心酸儿童节礼物”捐助项目,从6月1日下午5点多到晚上8点多,共有1.6万人次捐款,捐款金额超过30万元。另外还有爱德基金会为母女募集到了7万多元,民警潘顺群也为她们募集到3万多元。虽然线上捐助平台已关闭,还有许多爱心人士线下在继续捐助。

  4日下午6点,许多媒体都散去了,一位肩挎黑包的男人,走进了大丽的病房。男人看起来有些拘谨,手里抓着一个白色信封。他走近刘燕,对她说了几句话后,递过了手中的信封。刘金燕接过信封,突然加大声音说:“非常感谢南京正能量,谢谢你们对我和孩子的关心和帮助!”

  信封里装的是爱心款,男人不愿意吐露更多,待了几分钟后就走了。记者坐在床尾的凳上,突然听见稚嫩的声音问:“采访得怎么样啊?”大丽的苹果脸并没有往这边转。

  “媒体过来了很多很多。”刘燕列举了几家媒体,都是江苏的和山东的,她接着说,“他们问我怎么住进医院,怎么得到帮助的,孩子的治疗情况……媒体那么多,问了一遍又一遍,老是问来问去的……”

  “媒体一拨拨的来,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些烦?”记者问。

  “我认为这些媒体非常热心,没有他们的报道……”刘燕突然停顿了几秒,接着一字一句地说,“也许我们得不到那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

  “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隐私不想说?”

  “有些我确实不想说,但是我想想也没什么,比如说孩子的身世啊……”

  “你开始没有说孩子的身世?”

  “嗯。孩子还小,还不想让她知道。”

  “她现在知道了吗?”

  “她现在还小,还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你看,说着说着就来了……”

  “这个不想说?”

  “嗯。”

  病房突然变得很安静,连床上的大丽也不说话了。刘燕突然站了起来,沿着角落的水果篮和牛奶盒,走到大丽在床头说:“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以后也说到这儿了。其他媒体来,我也不想再说了。”

  随后她又补充说:“以后你们愿意关注呢,关注我的后续吧。后期孩子的费用如果不够,我还要找你们呢,还要找你们这些媒体……”

  同病区“尿毒症”家庭:求求报道我们吧

  “求求你们把我们的事向媒体报道。”同在这家医院的内科52病区,王玉琴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澎湃新闻记者。这位来自安徽农村的母亲和刘燕一样,有两位患严重肾病的女儿。

  12岁的朱鸣头上扎着一把马尾,脖子上插着一条管子,连接着右边一米高的机器。“那是水,一个进去一个出来,循环把毒素带出来。”王玉琴指着边上的那台机器说,“以后就要靠这个机子活了。”

  王玉琴有两个女儿,朱鸣是第一次做透析,19岁的朱咏梦已经透析了两年。“姐姐每星期要透析两三次,透得她现在都没有尿了。”说起两个女儿,王玉琴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最开始发病的是姐姐,6年前出现手脚抽筋。王玉琴给她买了很多中药,还买了不少钙片,但一直没有带她去做检查,“我以为是月经不调引起。”王玉琴说。

  2012年3月,王玉琴带着15岁的朱咏梦,到安徽郎溪县人民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她“两个肾全部都坏了”。当天他们又来南京军区总医院复查,“这边医生把我骂了一顿,说孩子病得这么重才来看,可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

  朱咏梦得病后,就不再去学校了。两个月后,妹妹也查出肾病综合征。“2013年,大的开始透析,小的一直保守治疗。这次朱鸣突然呕吐,吐了好大一盘血……以后她们都要靠透析了……”

  王玉琴的丈夫是瓦工,天一下雨就不能外出干活。大女儿透析了两三年,按规定透析三个月后可以进入大病医保,报销比例在85%,费用负担会轻一些。但小女儿还不够大病医保条件,异地报销比例只有30%-40%。两个女儿治病前后已经花掉了40多万。这样撑了三四年,实在撑不下去了。两个月前,侄女帮他们在网上发起了众筹。

  王玉琴翻开手机,打开众筹的页面,一边递给记者一边说,“大部分都是亲戚朋友发动亲戚朋友捐的,网络上的人谁相信你啊……”上面筹款额为20万元,但直到众筹结束,他们一共才筹到两万多块。

  “大家给(刘燕)这么一捐,对其他家长影响很大。”医院的中午来得特别早。午休之前,管床医生张越(化名)把记者拉到边上说,“就像你们第一天来救助她时,那个父亲和母亲(王国华和王玉琴)在那里哭。那么多年坚持下来,他们两家也扛得很累。”

  “我看一堆记者过来,都来采访他们一家。”那位叫王国华的父亲说,“比她孩子严重的很多,人家家里情况也不好,站在边上看着你们给她钱,你说人家心里难不难过?”

  自 2007年查出肾病后,王国华的儿子王新宇一直吃药治疗,上个月转变为尿毒症,如今进入了透析阶段。治病6年来,他们花费了30多万,因为是江苏本地人,省内新农合报销比例可以达到80%。但许多进口药价格高,又不在报销范围。对于尿毒症患者来说,肾移植可能最有效的治疗方案。但一来肾源紧张;二来肾移植又有一笔20-30万的费用。在没有找到配型合适的肾源之前,透析好比是没有尽头的黑洞。

  “就是我们没有偷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嘛?”身处困顿之中的王国华不知该怎么办。

  王新宇目前处于一级护理中,白天晚上都有护士看守,王国华只有吃饭时间才能进去看他。上午11点,有人推着推车来卖饭,王国华给儿子打了一份。“25块钱,包括早餐中餐和晚餐,只有小孩定了一份。”门口有两个护士守着,王新宇穿着一件格子衣服,很安静地坐在床上吃饭。

  因为晚上不能进监护室,王玉琴就睡在走廊尽头的角落。上面垫了一张毯子,旁边有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被子枕头。离她约一米远的距离,王国华同样垫了一个毯子。天色暗了下来,还没开灯的走廊,已经有些看不清人影。

  医护人员:希望社保完善,“不只帮她一人”

  6月7日,江苏盱眙县,刘燕的姐姐刘霞家在废品回收站里,几乎要被堆积如山的塑料瓶淹没。

  自从孩子查出肾病后,刘燕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姐姐家,一边带孩子一边收废品。大丽小丽也在盱眙读书,只有暑假才回老家山东。

  小丽(化名)说话很像大丽,刘霞说,她成绩好,考试数一数二,而大丽身体不好,经常不去上课,成绩就差点。

  “她(刘燕)确实不应该偷鸡腿,就是没有钱也不该偷,她做得不对。”刘霞说。正是中午,小丽背着书包去上学,看到记者后飞快地跑开了。

  这几天,一直有媒体来采访。“已经影响到家里的孩子了。学校搞得沸沸扬扬的,去学校接小孩都不敢走近,年纪大点的人还指指点点的。” 刘燕的姐夫很生气地说,“上次还有人过来拍,把小孩也拍进去了。”

  刘霞每天都跟妹妹通电话说下两边情况。她心里有些矛盾:“我知道媒体也是在帮她(刘燕)。”

  “前天(6月3日),大丽妈妈说有十几万,都是爱心人士捐给她的现金,这几天可能还有人送过来。”在医院病房,护士长徐敏说,很多人希望改善她们的生活,还有好多人想帮她找工作。

  “我觉得爱心是好事,关键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儿童的医保政策和有关爱心救助基金。”徐敏感慨,按照医保政策,本地就医可报销80%医药费,异地的只能报销30%到40%,而且很多进口药、营养药不能报。

  “比她苦的累的多了去了,你们捐款真的捐不过来。”管床医生张越说,“我们之前还遇到母亲看不起病,把生病的孩子遗弃在医院的。那个孩子是先天性肾病,妹妹也是肾病。母亲直接把孩子丢在医院,留下假的身份证和电话就跑掉了。当时我们医院发起捐助,但捐到一万元就没有了。你说这样的孩子要不要帮?就像那天有人说 ‘她不就是偷了一个鸡腿吗’,(如果)大家有了这样的导向,我觉得整个社会上的问题都出来了。”

  “偷鸡腿妈妈事件需要反思,但不是去质疑捐助者对小偷同情心泛滥,而是去思考:是什么让一个孩子的妈妈成为小偷?”6月3日,新华社发表评论称,“偷鸡腿妈妈犹如社会保障体系的漏网之鱼,所幸她和她的孩子能被社会互助这张网暂时兜住。”

  “我希望不只帮她一个人。”儿科主任夏正坤说,“希望政府能够有统一的基金放进来,我们再去申请评估,帮助更多肾病家庭”。

  经过刘燕的事件,天使妈妈基金会更着重“新肾”基金项目,基金会负责人沈利说:“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已经救助了十几例,这一次希望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一块。”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部分受访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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