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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展超与何懿娴之女。 广东新会人，一九四七年出生于沈阳。 旅美艺术家，专精绘画与陶艺。
前言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落幕，年轻貌美的意大利女伯爵贝安加在广州遭捕，罪名是“协助日本之外籍嫌疑犯”。这个轰动一时的女间谍是新一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一军)上校谭展超的元配，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特写公函，说明贝安加“尚属善良”。 被宣判无罪的贝安加，以为谭展超已在国共内战中阵亡，带着四个孩子黯然返欧，后据其在华经历写成畅销十几国的小说《鸦片茶》。随着国民党在中国节节败退，一九四八年，谭展超带着第二个太太何懿娴与儿女来台，两个谭家自此离散近五十年，直到一九九三年东半球谭家子女与贝安加相见，九个月后，贝安加辞世。 谭家人平凡的家族历史中，纠缠着许多动荡而传奇的民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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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也就是我父亲在广州依照孙立人将军交代的任务，每天派出一个工兵连押解六百名日本战俘到白云山麓去修筑新一军公墓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军旅生涯中最令他难堪窘迫的事。
贝安加在广州出现了，但她却被当作间谍抓了起来。这个消息突如其来，可说完全出乎我父亲的意料之外。
把时间拉回到一九九三年，贝安加当时到我位于纽约(专题)郊区阿兹（Ardsley）的家中。我知道她在自传《鸦片茶》中提到，她被关在牢里时，我父亲曾积极出力营救。我好奇地问她，父亲的长官孙将军有没有运用他的影响力来帮助呢？她说她并不清楚，但按当时的情况来看，她推测应该是有的。
贝安加的推测显然是正确的。
那个时期，许多活动都密集发生在广州一个叫沙面的地方。在日本投降前，沙面是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部所在地。日本宣布投降后，沙面是新一军受降部队在广州登岸的地点，也是新一军指挥部所在地。而在同一时期，沙面又是美国在广州的战略情报署（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CIA前身）办事处所在地（中文简称广州特业处）。
事实上，贝安加出事时，与贝安加同居的法国维希政府驻广州的领事西门，即刻赶到沙面的新一军总部，面告我父亲这个坏消息。我父亲是孙立人将军的部属，他立刻就将此紧急情况向长官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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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安加被美方扣押，是因有间谍嫌疑，她还被指为替法国维希政府从事情报工作。我父亲担心这个案子拖下去会变成悬案，“若无间谍实证，实不忍其久居囹圄”，所以他祈望他的长官转求当时兼任广州保安司令的张发奎将军，“从速办理”。
父亲还在汇报中略述了贝安加与他在意大利结婚以来，在贵州等地居住，后返回香港(专题)，继而被迫迁居上海的一段经历，以及她听闻我父亲在战争中被日人杀害的误传和她无法维持生活的窘境。这段时间，她几次从上海到广州，试图证实我父亲的死讯。日本投降后，她乘美国运输机前来广州寻夫，却因间谍嫌疑而被捕。她留在上海的儿女，也因此“乏人照料，嗷嗷待哺，一旦饥寒疾病，难免有夭折之虞”。
贝安加与4个孩子
贝安加是被美国OSS情报人员菲洛尔上尉（F.T. Farrell）和葛雷中尉（Marvin M. Gray）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逮捕的。关押侦讯期间，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在第一时间就展开了营救行动。葛雷中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将他的初步调查报告送达广州行营的第二天，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将军就收到了孙立人递送的一份正式公函。
孙将军在这份“新一军司令部报告”中表明，当年他在都匀见到的贝安加，与谭展超结婚多年，而且生男育女，“尚属善良”。既然她是中国人的妻子，而嫌疑犯罪和拘押审讯的地点都在广州，依法应交由我国的审判机关审理。孙立人请张发奎与广州的OSS洽商，将贝安加引渡到广州行营审讯。
由于与谭展超的婚姻关系，贝安加依法拥有中国国籍。
贝安加在《鸦片茶》中，曾描述了广州战犯拘留所的恐怖情状：昏暗的牢房，臭味四溢，老鼠在身上爬过。她说在我父亲的坚持要求下，战犯拘留所三天后把她移到另一个地方，一个二楼边间的单独囚室，明亮又有窗户，也不必戴手铐。
“除了我父亲出力，你自己做了什么？”贝安加一九九三年在我纽约家中时，我这样问她。
“I made a lot of noise.（我不停地吵闹）”她回答。
根据广东省档案馆的资料，当时“不停地吵闹”以致身心崩溃的贝安加，被当作“神经错乱”的病患，由广州保安司令部参议徐有录和新一军高参谭展超保释。送去的不是另一间明亮有窗户的二楼单独囚室，而是广州博济医院的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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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回头去想象当时的情境。一个家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家中的成员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捐弃前嫌，设法化解危难。
那时候，我们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要救助贝安加。
在广州军医院工作的母亲，贝安加眼中那个破坏她婚姻的护士，父亲的“妾室”，还到博济医院的病房去为贝安加检查身体，安慰她。
贝安加在她的书中，对此做了这样一段描述：
“你好吗，贝安加？”这个女人第二天早上来到我的新囚室时，先开口打招呼。我立刻就认出她，虽然我只见过她一次，在四年前。那是谭在都匀的部队中那个护士——他的小妾。
“我名叫梅，”她说，声调柔软而紧张，“我给你带了些你可能需要的东西。”
这次会面对我来说也很尴尬。虽然如此，我怎能排拒她呢？战争将她摆布到一个处境，跟谭牵扯在一起。现在看起来仿佛是在另一个世间发生的。
梅在桌子上放了几包东西，她解释说，“我给你带了些内衣，几件衣服，一点吃的东西，一些盥洗用品，都是我能够找到的。”
坐在我的床边上，我谢谢她，请她在椅子上坐。
她害羞地说，“谭告诉我他们把你关进一个可怕的地方。”
“现在好多了，”我回答，想要显得愉快些，“他们把我搬来这里。”
又是另一阵尴尬的沉默，她开口打破了沉默：“我知道你是天主教徒，我想也许你会想要这个。”她伸手到皮包里，拿出一小本祈祷经文。我谢过她，我见到她的眼神里有点不安。梅试探地说：“你知道，我是一个护士，你愿意让我给你做个检查吗？”她把了我的脉搏，然后检查了我的眼睛、耳朵、喉咙。她说她不想让我担心，但她认为我需要看医生，她会在她服务的军医院中请一位医生过来。
在她来看我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聊些琐碎事。我为了让自己摆脱我们见面的奇异气氛，还试穿了一件她带来的衣服，把我一直在穿的军用服装折叠起来。
“穿着那些男人的衣服，我看起来一定很可笑。”我说。
“那件绿色的女装你穿最合适，”她说，“它把你眼睛的翡翠色带出来了。”
最后，我再也无法回避，问了她同眼前真正难题有关的一些问题。生命太短暂，不能花在无谓的话家常上。“梅，”我几乎是脱口而出，“你同谭在一起快乐吗？”她点头，低声地说：“我爱他。”我继续追问：“你们有小孩吗？”
“一个小男孩，不久我就要有另一个孩子。”梅顿了一顿。“谭知道你已经再婚了，他也了解你为什么会那样做。”
我咽下一口气，问出最困难的问题：“他会跟你结婚吗？”
我承认，当我听到谭从未向她求婚时，觉得有点宽心，虽然梅一定是希望他会的。
她说：“做一个妻子是一回事，但做一个妾又是另一回事。一个人想要有多少妾，就能有多少。”她突然沉湎在忧伤的思绪里。“贝安加，你知道吗？当男人死去时，他们通常要求小妾也去死，这样可以陪葬在她们的男人身边，妻子则留下来照顾她的孩子和其他人的孩子。”她叹了口气，“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是的，”我回应，哀伤而宽恕地对她微笑，“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应该是我母亲唯一一次和贝安加单独在一起的情况。
我父亲后来去看贝安加时，送给她一瓶她喜欢的薰衣草味的香水，还滴了几滴，涂在她手腕上。“梅告诉我，你身体非常虚弱。”
贝安加深情地望着他说，“谭，正如你所说的，我一定会好起来的。”她感激地向我父亲表达梅对她的亲切照料。
我父亲已同上海的修道院联络上，修女告诉他，在住宿学校读书的孩子都安然无恙。他也寄了钱去支付学杂费。但我父亲带给贝安加的坏消息是，政府对她的指控非常严重，特别是间谍和叛国罪。他不知道那是真还是假，他也不知道贝安加是否真的在上海做了他们控诉的那些事，但他一定会尽力为她辩护。我父亲已经通知了贝安加在意大利的母亲，他希望贝安加尽快采取行动，要她的父母要求意大利大使馆和梵蒂冈介入。
贝安加担心她可能被判死刑。为了求生，她想到如果她此时怀孕，可能逃过一死。在博济医院的病房内，父亲也成全了她的计划。至于她在自传《鸦片茶》中描述的旧情复燃，炙热而缱绻缠绵的情爱，令她意识到两人的独特爱情从未消逝。我可以理解当时他们是处于如何的生死离别，爱恨交织的感情纠结中。
显而易见的，母亲对贝安加的同情出自于内心的愧疚，和对父亲的怜爱，对自己丈夫如此牵挂贝安加生死的焦虑。如果狱中产子，可以救得贝安加的生命，母亲必然同意父亲的决定。
当时，在父亲忙碌的生涯中，一方面要派工兵连去修筑公墓，又要到博济医院去营救贝安加。如果一切都能在默默中平静顺利地完成，对于父亲是很重要的。到底贝安加是他的合法妻子，他孩子的母亲。贝安加的所作所为，的确让父亲难过，且大大伤害了父亲的尊严。这或许是她痛恨父亲背叛后的报复。可是，代价未免大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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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籍女谍案”曝光，立刻成为当时报刊的抢手新闻。在广州、上海和香港，《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都刊登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新闻标题有比较客观的“意籍女郎贝安卡以间谍嫌疑被捕”（《中央日报》），“贝安卡被捕了，这个美丽的女间谍”，“贝安卡真是一个女间谍？”（《申报》），也有加油添醋的小报“内幕”。
广州的地方小报还有把几个不同的女间谍故事穿插在一起的描述。有说贝安加是心肠狠毒的“蛇蝎美人”，有说她年纪很小就接受墨索里尼情报部的训练，是意日的双重间谍。有说她是纳粹党徒，含情脉脉的眼神，勾魂摄魄。这些渲染的报道，登在广州的大小报刊上，成为茶楼酒馆，小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
当时，有人拿她来和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相比，或者和那个时期著名的纳粹女谍相比。因为贝安加是意大利女郎嫁给中国夫婿，也有人拿她同蒋百里的日籍夫人来相比。结论是，蒋百里夫人左梅（日文名为佐藤屋登）在抗日战争的环境里，韬光养晦，默默生活在蒋百里身边，相夫教子，而贝安加却生活浪荡，甘为日本人做情报工作。
我父亲当年是受到蒋百里的精神感召而回国抗日的，见到这样的评论想必十分难过。
有关父亲的身世也很快被广州的报纸挖掘出来。说他是广东新会人，缅甸抗日战争英雄，新一军高参，搜索营营长，孙立人身边的得力助手，起死回生（父亲在反攻缅北战役曾负伤获救）……
从贝安加被关在战犯拘留所开始，父亲就不得不为贝安加澄清谣传，公开辩护。根据《申报》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报道，他强调贝安加的被捕是“美貌招祸”，贝安加不可能是间谍。我父亲说，一九三八年他带着贝安加和两个孩子从罗马返国，他曾将贝安加安置在贵州的都匀，在那儿住了两年，因为飞机天天轰炸，只好迁往桂林，在桂林仍然是受着敌机的威胁，于是他便又将她送往香港。到香港又因欧战已经爆发，英政府将贝安加驱逐，于是她到了上海，从那时便与西门认识（按：此处记者所载可能会有误解，贝安加应该是从上海到广州寻夫的过程中，在广州与西门认识）。
不久她听到丈夫在缅甸战死的消息，为了生活，为了孩子，她不得不跟西门同居。到日本将要投降的时候，为孩子的病，她从广州回到上海。战事告终，她从一位曾经和她丈夫在缅甸一起作战的美军少校口里，知道她的丈夫已回到广州了，她于是很高兴地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回到广州，可是到广州后仍找不到她的丈夫，旅馆又找不到房间，她只好走到沙面，住在西门那里，可是当时她已经被当局认为有间谍嫌疑，早被监视了。
面对新闻记者的提问，我父亲指出，贝安加是受到法国领事西门的牵累，因为西门属于战时的法国维希政府，那个政府是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的。战后美方要调查西门在战争时期与日本人在情报方面的勾结。
贝安加与谭展超的结婚照
我父亲特别强调，贝安加是有四个孩子的母亲，而且她出身贵族，犯不着当间谍。贝安加来往广州上海是坐民航机，是依照正当手续向日本军部申请的。而她与日本人来往，纯为申请护照。日本人觉得她美貌，找了很多麻烦，故意耽搁。贝安加被日本人前后拘禁四次，因她是重庆军官的妻子，被怀疑为重庆间谍，由此可见她与日本人没有关系。她与西门同居也纯粹是为生活所迫。在广州可以找到的证人有法国领事馆的秘书和一个日本人。证明她是好人的证人，在上海更多。
《申报》发布了我父亲为贝安加公开申辩的内容，并表示我父亲既然再三说她是因为美貌而招祸，这样很容易使这个间谍案转变为桃色新闻案情。“贝安卡究竟是不是女间谍呢？”大家都不禁疑惑。
显然，我父亲最初在为贝安加申辩时，还不知道他的儿子乔纳森已在上海感染狂犬病夭折了。在上海出生的艾洛玛，是他从未见过的。贝安加在战犯拘留所中把在上海发生的悲喜事告诉了他：“艾洛玛是多么可爱的娃娃，长得真像你。”她对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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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将军接到美国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美国战略情报局）移交过来的间谍嫌犯贝安加后，交给他的部属，情报科长兼战犯调查组组长汤炎光上校负责侦办。汤上校与OSS积极配合，对OSS情报人员的调查报告似乎也是照单全收。
西洋人有句话说，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权享受十五分钟的出名，但对我父亲来说，这种“出名”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躲避不了，只好硬着头皮顶。
但对汤上校来说，他似乎很欢迎这样的“出名”。受到记者追逐包围，他不但安排了一场在博济医院病房的侦讯秀，满足记者的好奇心，而且在记者面前驳斥了我父亲为贝安加的申辩。他指出，以贵族出身而当间谍的在过去历史上并非不存在，世界上有两个最出名的间谍都是贵族出身的。贝安加在战时来往广州上海，所乘的虽是民航机，但当时交通工具完全是受敌人控制的，如果没有多少靠些日本人的关系，不见得能够来去自如。
汤上校又说，因她貌美，有人求欢被拒而生憎恨，想要陷害她，这种说法是想把事情转移到桃色纠纷上去。如果相信这个说法，那就完全错误了。汤上校还在记者面前表示，贝安加和我父亲结过婚是事实，但已在上海离了婚，调查组已掌握了他们离婚的证据。他认为我父亲并不知道贝安加一九四一年以后的活动。所以实在不应该为她申辩。
事实上，在战犯拘留所中，我父亲就已得知，贝安加从他的朋友那里得到误传，以为我父亲已在缅甸阵亡，倔强的她不愿求助于父母，但为了求得生活依靠，打算嫁给西门，因此才到上海的法院诉请与我父亲离婚，理由是“恶意遗弃”。这是在我父亲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为。但贝安加还未正式和西门办结婚手续，法国维希政府就已垮台，没多久日本宣布投降，一切生变。我父亲也在广州出现。
第二方面军的汤上校似乎也和其他部队的人一样，对新一军怀有敌意。他不但否定了我父亲为贝安加的申辩，也丝毫没有对战时带着四个小孩求生的弱女子有任何的同情和了解。甚至他还大胆假设，在占领区能够乘坐民航机来去自如，必然是同日本人有特别关系，自然就有间谍罪嫌。汤上校还安排了报社记者到博济医院现场去探视那个尚未正式起诉的罪嫌。在记者的生花妙笔下：
她，尖长的脸庞，两颊绯红，那双蓝中带黑的眼睛，有若春水盈盈，衬托着那柔软的头发，一种妩媚的姿态，确是极富诱惑的天生尤物。那时她躺在床上，盖着一床白被单，露出一双雪白的臂膀??
这似乎满足了他们的偷窥癖和某种集体意淫的快感。
而此时我父亲已接到通知，即将随部队到东北打内战，而我母亲也将转到沈阳军医院任职。父亲得知这个消息，不免黯然神伤。于公于私，这似乎都是悬而未决的处境，太多的未知数令他心神不宁。
贝安加已开始被传唤到法庭应讯。父亲担心，再次分手后，法庭聘请的翻译能不能明确传达她的表白，她的律师会不会尽到辩护之责。还有她父母那边的救援行动，不知进展得如何。这都是他的悬念。
到东北同共产党打仗，那又是另一个更大的未知数。父亲感到沮丧，不明白为什么在同最可恨的敌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好不容易获胜后，中国的人民却无法团结起来，享受和平。在这方面，反而是贝安加看得开些，她看出我父亲的疑惑与疲惫，反过来安慰他说，不管怎样，战争迟早总要过去的。
临行前，父亲没忘贝安加所交代的，汇了一笔钱到上海，为寄养在法国修道院中的三个女儿预付半年的学费和寄宿费用。他把自己戴的一条猫眼石金项链取下来，送给贝安加，作为祝福的信物。
他答应贝安加，如果她遭遇不测，他一定会好好照顾那三个孩子，不会让她们变成孤儿。自从都匀别后，他一直没见过这些孩子。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紧迫，现在他也无法亲自去上海探视她们。但他何尝了解，错过了这个机会，对他来说，就是永远的离别了。
父亲尚不知道的是，“神经错乱”而在博济医院休养的贝安加已经怀孕了。间隔大约半年，我的母亲也怀孕了。
新星出版社《被遗忘的年代》
贝安加后来在受审期间，经由天主教广州教区总主教的居间安排，转到长堤一家法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医院，生下了强尼（Johnny）。相隔半年，我母亲在沈阳生下了我。
巧的是，一九七一年我从台湾(专题)出国赴美时，把父亲留下的一个猫眼石金戒指带在身边作为纪念。
那是父亲当年在印度买的。一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看了贝安加在自传中的记述，我才恍然大悟。父亲一九四六年与贝安加最后别离时送给她的那条猫眼石项链，和我身边这只猫眼石戒指竟是同一个来源，都是他在印度蓝伽训练中心练兵时买的。
